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动了手脚？/魏海渊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16:10:54 浏览: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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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动了手脚？
在交通事故频发的今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共同发挥着及时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重要作用，此类责任保险也无愧于社会稳定器的称号。然而近一两年，笔者在办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和接待当事人咨询中，常常听到有车主抱怨，自己为了减轻和转移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针对性地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本车上其他人员伤亡后，保险公司却以这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除外责任，没有另行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而拒绝赔偿。虽然知道依据保险合同，无法打赢对保险人的官司，但他们仍然心存疑惑，想知道在法律上，保险车辆上除司机以外的其他人员，如随车乘员、旅客、押运工等是否在第三者的范围之内。
我国调整商业保险法律关系的特别法－《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里的第三者是指合同之外的所有第三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责任保险中的一种，自然，除车主和司机之外的其他车上人员无疑应在第三者范围之内。由于被保险人在交通运行中可能致人损害，需要承担巨额赔偿责任，为将自己的风险合法地转嫁并使受害的第三者能够获得充分救济，因此才有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之必要。车上人员在车辆运行过程中虽身处车内，但其并非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几无能力阻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他们在交通事故发生受到损害后，不论与被保险人存在雇佣关系，还是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均可依法要求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使用了《保险法》中的法律概念与定义，却没有保持与法律概念外延的一致，保险人在拟定保险条款时，有意增加限制性定语，将第三者界定为“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外的，因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保险车辆下的受害者”，直接将本车上其他人员排除在第三者之外，其实是与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有些保险公司则以免责条款的形式规定于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将车上人员排除在第三者范围之外，是对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偿权利的限制，要求另行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属于加重对方责任，当属无效条款。
就保险公司要求另外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责任条款来看，“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车辆上人员的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也明显是刻意把车上人员直接从第三者中剔了出去，另设收费险种。上述做法，如同现在的医院将本来的一项收费分解成若干个收费项目的做法，经营者无疑是会大大的获利，只是受到蒙蔽的广大车主却还得再加一份钱，以达到所谓的全险保障。
车上人员不能进入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范围在现实中还导致了下列问题：在很多交通事故中，明明是一方驾驶员的全部责任，其所驾驶车辆的乘员死亡或者受到伤害，但驾驶员及车主却没有赔偿能力，这时，事故处理交警往往为了使受害人得到部分赔偿而不得不违心给另一方驾驶员加上一定的责任，以便能使用该车的交强险保险金额来赔付受害者。
各商业保险公司如能真正认识到这种做法侵害到了广大车主的利益，而想纠正这种错误，笔者认为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保险公司修改第三者责任险相关条款，依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将车上人员责任涵盖于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责任范围，以使险种名称内容与法律规定相一致，还其本来的面目，保险费率可适当调整；二是保持现在的保险责任范围不变，与车上人员责任险并存，但需改变该险种称谓，比如称之为“撞击他人他物责任险”等类似的名称。
（作者：魏海渊）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的通知
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的通知
闽政[2002]23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近年来，我省在巩固深化乡镇政务公开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县级政务公开，并逐步向各设区市和省级政府以及职能部门延伸。在推进政务公开工作中，必须十分重视提高政务公开质量，政务公开的内容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必须建立公正、科学的机制来保证政务公开的真实性，必须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为进一步深化我省政务公开工作，全面提高工作质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认识，把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近年来我省开展政务公开工作拓宽了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广大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人民群众反映良好。但是，工作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政务公开的质量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和单位政务公开的内容只满足于一般化的管理事务，对群众应该知道和格外关注的重要事项，以及容易因暗箱操作引发腐败问题的事项，没有认真公开，公开的形式和内容还停留在便民服务的层次上；一些部门和单位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没有全面到位，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群众监督、社会监督介入不够，影响了公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存在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到位，认为可有可无；二是工作只限于一般布置，没有认真去抓；三是政务公开工作制度不完善、不规范。因此，各级各部门要深化认识，切实把提高政务公开工作质量摆上提高机关效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落实措施，强化监督，确保政务公开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全面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
二、建立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务公开工作机制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福建省政务公开暂行办法》（省人民政府70号令），按照依法公开、真实公开、注重实效、有利监督的原则，建立以下五项制度：
（一）建立政务公开工作的责任制度。
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对政务公开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分管领导对其职责范围内的政务公开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各职能部门或业务部门领导对本部门政务公开工作负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把政务公开作为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对在推行政务公开工作过程中，工作不力或不称职的领导干部，给予批评教育，必要时予以效能告诫；对不认真实行政务公开，引发严重腐败问题，或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稳定事件的，要适时调整其工作岗位或免去其职务；对拒不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或在政务公开中弄虚作假、打击报复、侵犯群众民主权利等违纪行为的领导干部和直接责任人，要追究行政责任。
（二）建立政务公开的审议制度。
由地方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分别成立政务公开审议小组，负责对本级、本部门政务公开内容进行审议，以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审议中应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公开内容产生过程是否公正、合理；二是公开事项决策过程是否民主、科学；三是公开的结果是否真实、可信。地方各级政府重点审议：1．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2．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3．国有、国有控股企业产权拍卖；4．政府采购；5．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政府部门以其职能范围以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确定重点审议内容。
（三）建立政务公开的评议制度。
充分发挥各级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对政务公开的监督主体作用，由效能办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效能建设监督员、社会各界人士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有效性进行评议，发现问题及时通报，促进有关单位认真整改。
（四）建立政务公开的反馈制度。
各级各部门要设立政务公开意见箱、开设热线电话，广泛征求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答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纠正公开工作中出现的偏差，通过政务通报会、新闻媒体以及在政务公开栏设立“点题公开”、“回音壁”、“落实与反馈”栏目等形式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反馈。
（五）建立政务公开的备案制度。
各级政府应将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及时报送上一级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备案，各级政府部门应及时将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报送本级机关效能建设工作机构备案。各级各部门应建立起政务公开工作的档案，每期公开的内容都应统一归档，保存备查。
三、积极探索，不断拓展和深化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监督手段。
各级各部门应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积极探索，不断拓展和深化政务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监督手段，进一步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使政务公开工作更加富有实效。
（一）要重视和发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报》在省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政务公开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都要重视和发挥当地新闻媒体在推行政务公开中的作用。
（二）要在设立固定政务公开栏等的同时，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逐步推广电子政务，通过政府网站公开政务。
（三）要完善“点题公开”的做法，对群众要求公开的项目及时予以公开，把公开的主动权交给群众，使公开工作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
（四）要从注重事后公开向事前、事中公开拓展。要加大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的公开，推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形式，实行决策前公开和实施过程的动态公开，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加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
（五）要进一步严格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强化政务公开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要加大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效能投诉机构的作用，认真受理对违反政务公开各项规定和办法的人和事的投诉，并及时处理。各级效能办要适时组织效能建设监督员开展明查暗访活动，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督查。要把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便利、管用、科学、规范的监督保障机制，促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深入发展。
ⅳ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浅论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
刘长秋 刘迎霜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包括基因技术纠纷、基因权利纠纷以及基因犯罪等在内的各种纠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司法实践中，成为司法者所必须应对的现实挑战之一。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对基因纠纷中的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部门倍感棘手的一个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严格的法理论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基因纠纷中法律责任的司法认定问题，对于司法者正确适用法律以维护司法公正，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相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个角度对该问题加以研究。
一、基因纠纷中的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纠纷就是指围绕基因技术和基因权利等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纠纷。在民事方面，这类纠纷主要表现为四类：其一是基因技术合同纠纷，即由于当事人就基因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而签订合同时所引发的纠纷；其二是基因环境民事纠纷，即由于基因工程操作事故而对环境或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其三是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等具体基因权利而发生的民事纠纷；其四是因基因治疗而引发的民事纠纷。那么，司法者对四种民事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应如何加以认定呢？是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定，还是不同的归责原则呢？我们认为，对于以上四种民事纠纷，司法者在具体认定法律责任时所适用的法律及遵循的归责原则是存在差别的。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分析：
1．就基因技术合同纠纷而言，这类纠纷在本质上应属于合同纠纷，或者说得具体一点，应属于技术合同纠纷。我国现行《合同法》对技术合同作出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显然也应当适用于基因技术合同。依此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基因技术合同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司法者应当依照《合同法》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来加以认定。
2．就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而言，这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应当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与归责原则。首先，从民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在基因工程对环境及周围人们的人身健康或财产具有潜在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基因工程作业实际上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而一旦从事这种作业的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就应当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致害人主观上无过错，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其次，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基因环境民事责任说到底是一种环境民事责任，对于该种责任，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环境保护法》都分别有明确规定，即由致害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3．就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及基因财产权纠纷引发的民事责任而言，我国现行民法还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由于基因人格权、基因所有权与基因财产权本质上也分别是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对这种民事纠纷所引发的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可以比照民法关于人格权、所有权及财产权的规定进行，在归责原则上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进行诉讼时，遵循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4．就基因治疗所引发的民事责任问题，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以为，由于基因治疗也是一种医事行为，因而其民事责任的认定就应按照与一般医事行为相同的归责原则来进行，在具体认定时适用医疗法的有关规定，在诉讼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医方（或治疗方）承担举证责任。
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之司法认定
因基因技术、基因权等问题引发的民事责任是基因纠纷中最为常见和主要的一种责任纠纷，除此之外，基因问题还会引发一些行政责任纠纷，这种纠纷也是一种较为重要的法律纠纷。根据责任归属的不同，基因纠纷中的行政责任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二是由作为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和单位所承担行政责任。这两种行政责任归属的司法认定都必须以基因技术法的明文规定为依据。
首先，就国家所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主要是由于主管基因科技的生命科技主管部门违反基因技术法的规定，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错误行使监管权引发的，其产生直接根源于生命科技行政主管机关的基因科技监管权。基于此，我们以为，对于基因问题所引发的该种行政纠纷之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应当以现行基因技术行政法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机关之行政职责的规定为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基因技术法基本上都对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基因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严格依照这些规定而认真履行职责将是认定基因技术与基因权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责任的一个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人类遗传资料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全国人类遗传资源，联合成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而第八条则紧接着规定，“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暂设在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务院科学技术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行使以下职责：（一）起草有关的实施细则和文件，经批准后发布施行，协调和监督本办法的实施；（二）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三）组织审核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国际合作项目；（四）受理人类遗传资源出口、出境的申请，办理出口、出境证明；（五）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依据这些规定不难得知，作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具有“负责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遗传资源的登记和管理”等的行政职责，假如其不履行这些行政职责，对重要遗传家系和特定地区的遗传资源不予登记和管理，则就显然违背了其行政职责，依法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其次，就行政相对人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来说，这种行政责任是由于行政相对人实施了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行为所导致的。基因技术行政法作为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人都须遵守。这一点，对一般公民或组织来说如此，对专门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个人与单位而言，更是如此。为了保障基因科技活动的规范进行，我国基因技术法对行政相对人的基因科技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要进行基因科技活动都必须依照这些规定来进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被处以行政罚款等。因此，对从事基因科技活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责任的司法认定也必须要以相关的行政相对人是否违反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为依据，如果其违反了基因技术行政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就应认定由其承担行政责任。这是认定基因纠纷中作为行政相对人一方的基因科技研究、开发单位及基因科技工作者行政责任的一个基本准则。
三、基因纠纷中的刑事责任之司法认定
基因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刑事责任。具体而言，在基因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或咨询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以致构成了犯罪，则相关行为人须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例如，在进行基因技术研究过程中，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重大环境资源事故的；或者在基因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获取他人基因而造成基因所有者死亡或伤害的；再或者，在从事基因技术开发的过程中，违反国家保密法的规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机密的……。这些行为都将会触犯刑律，而相关行为人依法也都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如何具体认定这些责任呢？我们以为，司法者应当从主体、客体、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四个方面具体考察相关行为的犯罪性。具体来说：
1．在主体方面，行为人是否属于刑法所规定的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主体须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如果认定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应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人就必须符合该罪的主体特征，即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否则，就不应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在客体方面，行为人的犯罪性为所侵害的是为刑法所保护的特定客体。还是以泄露国家基因科技秘密为例，如要认定行为人承担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刑事责任，则行为人泄露国际基因科技秘密的行为需要以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为前提。如果行为人的泄密行为没有侵害国家的保密制度，而是侵害了单位的保密制度，则也不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认定行为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3．在客观方面，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特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的要求。如非法向环境中释放转基因生物造成环境资源事故的，如司法者认定该种行为的行为人应承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则依照刑法规定，必须符合以下两项要求：（1）行为人违反了法律关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规定；（2）行为人实施了向环境中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包括转基因生物）的行为。否则，就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得要求行为人承担这一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4．在主观方面，行为人须具有过错，即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假如行为人实施了相关的危害行为而其主观上却并无过错，或者一定的危害后果是由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也不得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本文发表于《山西审判》200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