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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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9月20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11月29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1996年12月18日海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9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拯救本省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驯养繁殖和开发利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一、二级）和本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省级）。
第四条 野生动物资源属国家所有。
保护、管理和依法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主管本辖区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环境保护、海洋、水利、公安、工商、司法、海关、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协同林业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义务，并有权对侵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或其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计划。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经费实行专款专用。
第八条 设立省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章 野生动物保护
第九条 禁止非法猎捕国家和省规定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因科学研究、展览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猎捕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者进入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禁渔区猎捕的，必须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申领特许猎捕证；猎捕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猎捕野生动物或者进行妨碍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活动：
（一）自然保护区；
（二）禁猎禁渔区；
（三）候鸟的主要繁殖停歇地；
（四）城镇工矿区、文物保护区、名胜古迹区、风景游览区。
各市县的禁猎禁渔区，由市县人民政府划定；跨市县的禁猎禁渔区，由省人民政府划定。
第十一条 在非禁猎区猎捕非禁猎的野生动物，以每年的6月至翌年的2月为猎捕期，3月至5月为禁猎期。在禁猎期猎捕野生动物的，必须报市县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广泛开展爱鸟和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活动。每年3月20日至26日为本省爱鸟周，8月为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
经营野生动物的单位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挂保护野生动物图谱。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有责任保护本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制止各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并协助公安部门做好猎枪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对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求同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五条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章 野生动物管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调查，掌握野生动物资源的消长情况，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第十七条 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工作。
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猎捕者应当按批准的种类、数量、期限、场所、工具、方法进行猎捕。严禁使用军用武器、炸药、地弓、铁网、大铁夹、地枪、排铳、围猎、陷坑、掏窝（巢）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或其生存环境、危害人畜安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猎捕。
第十九条 建立对外国人开放的猎捕场所，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驯养繁殖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应当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申办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向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需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出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经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禁止非法出售、收购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经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需要出售、收购国家二级或者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第二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非法经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经营以下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一）经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的子二代以下野生动物或者省重点保护的子代以下野生动物；
（二）经调出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放行调入我省的野生动物；
（三）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的审批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向省外运输、携带、邮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发给准运证。
交通运输、邮电、商检、海关等管理部门和木材检查站，应当对运输、携带、邮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进行检查。
第二十四条 出口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出口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所限制进出口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核发进出口证明书，海关凭进出口
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五条 在野外对野生动物进行考察或者拍摄电影、录像，必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将考察结果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外国人在本省野外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考察或者拍摄电影、录像，必须经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由县级以下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热爱野生动物保护事业，长期坚持在基层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宣传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保护、拯救、驯养、繁殖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成绩突出的。
对检举、揭发、制止非法猎捕、宰杀、经营野生动物违法行为有功者，给予罚没款或者挽回损失物实际价值5％至15％的奖励。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违法行为，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也可以委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条件的下属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罚：
（一）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禁渔区、禁猎期、禁渔期猎捕野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工具、方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猎捕工具和猎获物，并处以猎捕物实际价值1至5倍罚款。
（二）未取得特许猎捕证或者不按特许猎捕证规定的地点、时间、数量、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本条第（一）项规定处罚，并吊销其特许猎捕证。
（三）非法运输、携带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1至5倍的罚款；非法宰杀、出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相当于实物
价值和非法所得6至10倍的罚款。
（四）非法进出口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处罚。
（五）伪造、倒卖、转让狩猎证或者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没收其证件和非法所得，并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的，没收其证件和非法所得，并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宾馆、饭店、招待所、酒家、餐厅、收购站以及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非法经营国家或者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非法所得，处以相当于实物价值和非法所得10倍的罚款，并可以吊销其野生动物经营许可
证。
第三十条 非法捕杀、出售、倒卖、走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禁渔区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环境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依法没收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处理；对病伤的，进行救护；对能存活的，予以放生或者供有关单位驯养；不能存活的，方可变卖。
第三十三条 不听劝告，辱骂、围攻、殴打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或者破坏保护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
第三十四条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即行废止。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条款
第十九条 受委托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
（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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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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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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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名 | 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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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长臂猿 | 黑冠长臂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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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豹 | 乌云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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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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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白海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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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坡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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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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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山鹧鸪 | 山赤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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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雉 | 金钱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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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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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晰 | 四脚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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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蟒 | 南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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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珊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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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氏砗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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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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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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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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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名 | 俗 名 || 中 名 | 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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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猴 | 猴子 || 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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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山甲 | 鲛鲤 || 黑脸琵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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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熊 | || 隼科（所有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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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獭（所有种） | 水狗 || 蜂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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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抓水獭 | 水獭 || 鸢 | 老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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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喉貂 | || 褐耳鹰 | 棕耳苍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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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灵猫 | 五里狸 || 赤腹鹰 | 鸽子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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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猫 | 七间狸 || 凤头鹰 | 凤头雀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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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头鲸 | || 雀鹰 | 朵子 |
| | || | |
| ＊抹香鲸 | || 松雀鹰 | 松子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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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豚 | || 普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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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鹿 | 山马 || 灰脸■鹰 | ■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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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巨松鼠 | 树狗 || 鹰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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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鹈鹕（所有种） | || 草原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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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鲣鸟（所有种） | || 白腹山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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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嘴白鹭 | || 棕腹隼雕 | |
| | || | |
| 岩鹭 | || 林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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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虎斑■ | || 白腹海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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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鹳 | || 渣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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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兔 | || 白尾鹞 | 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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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名 | 俗 名 || 中 名 | 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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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鹞 | || 斑头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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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鹞 | || 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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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雕 | || 褐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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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鹗 | || 短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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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鹇 | 银鸡 || 灰喉针尾雨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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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鸡 | 山鸡 || 银胸丝冠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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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鹤 | || 蓝背八色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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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脚鹬 | || 蓝翅八色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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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翅绿鸠 | || ＊地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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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嘴绿鸠 | || ＊三线闭壳龟 | 金钱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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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胸绿鸠 | || 凹甲陆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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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皇鸠（所有种） | || ＊■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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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鹃鸠（所有种） | || ＊绿海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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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鹦鹉科（所有种） | || ＊玳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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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翅鸦鹃 | 大毛鸡、谷腔 || ＊山瑞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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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鸦鹃 | 小毛鸡 || 大壁虎 | 蛤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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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目（所有种） | || 虎纹蛙 | 青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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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 | 猫头鹰 || 花鳗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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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嘴角■ | || 冠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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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角■ | || ＊虎斑宝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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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鱼■ | || 大珠母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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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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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省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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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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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名 | 俗 名 || 中 名 | 俗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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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豹猫 | 金钱狸 || 大头平胸龟 | 鹰嘴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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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猫 | 黑脚狸 || 乌龟 | 金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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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子猫 | 花面狸 || 黄喉水龟 | 绿毛龟 |
| | || | |
| 红颊■ | 日狸 || 锯绿摄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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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耳飞鼠 | || 海南闭壳龟 | 合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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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猪 | 箭猪 || 金环蛇 | |
| | || | |
| 赤鹿 | 黄■ || 银环蛇 | |
| | || | |
| 八哥 | || 眼镜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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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鹩哥 | 了哥 || 眼镜王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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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丝燕 | || 弹琴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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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鹧鸪 | 赤鸪 || 沼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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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斑鸠 | || 泽蛙 | |
| | || | |
| 珠■斑鸠 | 珍珠鸠 || 黑斑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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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斑鸠 | || 绿胸蛙 | |
| | || | |
| 绿背金鸠 | || 大树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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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 || 斑腿树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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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名前标＊者，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未标＊者，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
1996年12月18日
杨代雄 吉林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民事责任能力 未成年人 精神障碍者 过错能力 侵权责任
内容提要: 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界定标准，而应以归责原则为界定标准，即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民事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原则的“配套设施”。我国现行法中的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民事责任能力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民法学者对这一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不法行为能力说”和“侵权行为能力说”。前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既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也包括承担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的能力。[1]后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仅包括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能力，不涉及其他民事责任的承担。[2]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争议，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同的见解；另一方面，学者们对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缺乏准确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将对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予以考察，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并探讨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完善。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以其他民事责任为考察中心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首先需要探讨如下问题：民事责任能力是否适用于侵权责任以外的其他民事责任？由于民事责任能力解决的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精神病人、痴呆症人及其他心智能力有障碍的人）是否需要对其致害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问题，因此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如下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二是在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情形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说缔约能力本身就包含了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当事人如果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就不能生效，从而就谈不上承担违约责任；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属于缔约能力解决的问题，既然民法已经对缔约能力作了明确规定，就没有必要再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缔约能力并不能完全覆盖违约责任能力。不具备缔约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从而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就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备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由法定代理人代其订立合同成为合同当事人，若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债务，就需要确定由谁承担违约责任。对此，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其一，如果违约责任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被认定为不具备足够的识别能力从而不构成过错，那么他不会因为自身的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而承担违约责任，[4]不过，他却需要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过错承担违约责任。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法的通说。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２７８条第１句的规定，债务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需要对其作为履行辅助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２２４条亦有类似规定。[5]《瑞士债法》第１０１条虽然仅规定债务人对其履行辅助人的过错负责，但很多学者主张将该条类推适用于法定代理人之过错。[6]《日本民法典》对此虽然未作明文规定，但日本民法通说亦认为债务人须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7]在此种情形中，法定代理人的识别能力弥补了被监护人识别能力的不足，使其能够成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其二，如果违约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责任的成立不以债务人的过错为要件，因此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识别能力的欠缺不妨碍其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见，如果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订立合同，无论采何种归责原则，不具备缔约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无缔约能力人成为有效合同的当事人并不限于上述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１２、１３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可缔结超出其行为能力限度的合同（法律行为），从而成为该法律行为的债务人。该债务原则上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履行，此时法定代理人如有可归责的违反债务之行为，应当归属于债务人。如果事实上是由债务人自己履行，那么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债务人当然要承担违约责任；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违反义务，法定代理人要么因其懈怠、要么因其轻率而具有过错，依据债法上的履行辅助人和法定代理人过错之归属规则，该过错也应该归属于债务人。除此之外，还存在“事后无缔约能力”之情形，即某人在订立合同时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合同生效后因患精神病丧失行为能力。此时，也不能说该当事人必然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即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其仍然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其需要对作为法定代理人的监护人的过错负责。当然，如果事发突然，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不知道债务人已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自己已经成为监护人或者虽然知道自己成为监护人但根本不知道被监护人曾与某人订立合同从而未及时履行债务，则监护人就没有过错，被监护人无需依过错责任原则对其履行迟延负责。
总之，缔约能力并不能解决所有涉及违约责任能力的问题，无缔约能力人并非一律不承担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责任以外的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缔约能力更是鞭长莫及。由此可见，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以及依据什么来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仍然需要一个有别于缔约能力的理论来解决。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国有不少学者认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承担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之责任。[8]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１）所谓“不当得利责任”是一个不太精确的表述，它实际上包含了不当得利返还债务和该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责任。不当得利债务在性质上并非民事责任。因为不当得利并不涉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评价，仅涉及对客观利益关系的考量。它关注的是“结果不法”而不是“行为不法”。只要当事人的利益存在客观不法状况，即本应属于甲的利益无正当原因地处于乙的支配之下，就构成不当得利，[9]受益人就有义务将所得利益返还于对方，此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非责任，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考察受益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唯一涉及受益人主观状态的情形是：受益人如果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则应将其受领时所得之全部利益或知悉无正当原因时现存之利益及附加利益一并返还；反之，如果不知道其取得利益无正当原因且所得利益已不存在者，不负返还义务。在理论上，上述两种情形往往分别被表述为“恶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与“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10]或者把前者称为“加重责任”。[11]那么，此处所谓的“责任”究竟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责任？在学理层面上，上述对于善意受益人与恶意受益人区别对待的规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知道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时成立。据此，恶意受益人要么自取得利益时起成为债务人，要么自事后知道其取得利益欠缺正当原因时起成为债务人。无论如何，在恶意受益人成为债务人后，债务的标的物即为所得利益，若所得利益在此后丧失以至于最终不能返还给受损人时，则构成债务不履行，其需要向受损人支付与所失利益相当的价额，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不履行之责任。[12]善意受益人直到受损人向其请求返还不当得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不当得利返还债务也自此时成立，其范围自然仅及于现存之利益，因为债务的效力不能溯及地发生，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而不是民事责任。其二，不当得利返还债务自受益人获得利益时成立。据此，如果受益人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而未妥善保管该利益致其丧失，则受益人须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加重责任”。如果受益人直至受损人向其主张权利时才知其无正当原因受益，此前一直以为自己是该利益的所有人，可对之为任意处分，即便因保管或使用不慎而致该利益丧失，相对于受损人也不构成过错，因为受益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利益受损害。既然善意受益人对于利益的丧失无过错，则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下，其对于“得而复失”的利益自然不必负债务不履行责任，此即所谓“善意受领人的返还责任”，它涉及的是善意受益人是否就已丧失的利益承担债务不履行责任之问题。显然，无论对不当得利返还债务的成立采用主观（知情）主义还是客观（受益）主义，学者们所谓的“不当得利责任”都可以定性为不当得利返还债务或者该债务的不履行责任。就前者而言，并不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因为此债务并非责任，即便该债务的成立取决于债务人的主观状态，该状态也不是责任能力；就后者而言，涉及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但它并非“不当得利责任能力”，而是债务不履行责任能力的一种。在民法理论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应承担不当得利返还的“加重责任”，颇有争议。[13]笔者认为，如果将该责任视为一种债务不履行责任，就比较好解释：若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其应承担“加重责任”；若其不具备相应的责任能力，则不应承担“加重责任”。但是，如果是法定代理人代其从事交易并发生给付不当得利，而且法定代理人明知无正当原因受益，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仍然应承担“加重责任”，因为法定代理人的知情以及过错归属于被代理人。
（２）无因管理中的责任也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民法学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有两种学说。根据传统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准契约或准法律行为，因此应该准用民法关于行为能力之规定，即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一种学说。根据当代民法学上的通说，无因管理在性质上属于事实行为，不要求管理人具备行为能力。此为第二种学说。[14]若依第一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不能成为无因管理人，不需要承担无因管理关系中的民事责任，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实施与其行为能力相应的无因管理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不履行无因管理人的适当管理义务、继续管理义务、[15]财物返还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这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若依第二种学说，则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均可以成为无因管理人，享有请求本人偿还管理费用并补偿所受损失的权利。不过，为了保护欠缺行为能力的无因管理人，《德国民法典》第６８２条规定此类管理人仅依照关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和不当得利的规定负其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大都认为应借鉴此种立法例。[16]也就是说，民法上关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欠缺责任能力的规定也适用于欠缺行为能力之无因管理人的民事责任，[17]包括正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和不当无因管理关系中的责任。其中，前者在性质上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后者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18]可见，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和成立条件无论采何种学说，其所涉及的责任都是债务不履行责任或侵权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无因管理责任”。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考察可以小结如下：其一，若对违约责任采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一律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此时，民事责任能力无用武之地，民事责任能力之欠缺不能阻却违约责任的成立；如果采过错责任原则，那么不具备相应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不对自己的违约行为负责，因为他们尚不具备构成过错违约行为之能力，但他们通常需要为法定代理人的过错负责，除非事发突然，法定代理人没有过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无须对此负责。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亦同。其二，在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关系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可能涉及的责任在性质上要么属于债务不履行责任、要么属于侵权责任，究竟是否承担这些责任需要考察其责任能力。总之，对侵权责任以外的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有适用之余地。究竟是否适用，取决于该民事责任采用何种归责原则。
二、民事责任能力适用范围限于侵权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与例外
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否需要承担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取决于无过错侵权责任的立法理由。现代各国侵权法在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之外，普遍规定对某些特殊侵权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如铁路事故责任、机动车事故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产品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等。这些侵权责任被视为危险责任，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依据包括原因责任主义、衡平责任主义、报偿责任主义、违法归责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多元主义等。[19]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报偿责任主义、危险归责主义和多元主义。[20]
《侵权责任法》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若干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危险责任，除去明显与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无关的外，高度危险物（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致害责任、危险作业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21]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部分无过错责任（１０％限度内）[22]等是否关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具体分析。
危险作业致害责任、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的主体都是经营者，既包括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也包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者，如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因继承或精神无障碍时的投资行为而成为企业主、店主或有限合伙人，若企业致害，其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占有人和使用人，动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饲养人和管理人，在公共道路上遗撒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的主体是遗撒行为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是机动车所有权人、使用人、盗抢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有可能成为所有权人，那么是否可能成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管理人、遗撒行为人、盗抢人？现代民法一般不要求占有人具备占有意思，只要占有人对标的物具备事实上的管领力即可，顶多只要求占有人具备一项无特别品质要求的自然的意思，因此占有人不需要具备行为能力。一个６岁的儿童在大街上捡了一个钱包也可以成为占有人。[23]若以此占有概念为准，则用硫酸伤人的精神病人即成为危险物的占有人。除了盗抢、管理之外，饲养、使用、遗撒也可以作类似解释。
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经营者、所有权人、占有人、使用人、饲养人、遗撒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无过错之危险责任？从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来看，若采用报偿责任主义，则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经营者、所有权人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而他们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若无行为能力则不应该承担责任；其作为机动车的所有权人是否需要承担危险责任则有疑问，若着眼于损失的转嫁或分散，由于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似乎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同理，其作为危险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动物的饲养人、遗撒行为人，也不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果采用多元主义，将报偿责任主义与所谓的危险归责主义相结合，则结论与采用报偿责任主义时相同。
从比较法上看，在德国民法学说和判例中，对于危险责任的成立是否以当事人具备责任能力为前提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危险责任不以责任能力为要件，但机动车保有人、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与行为能力有关，欠缺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成为保有人或饲养人，除非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24]有学者认为，机动车致害责任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即欠缺责任能力的人对其致害不需要承担责任。[25]在瑞士，按照其民法学通说，无责任能力（判断能力）人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如建筑物致害责任。[26]在荷兰，按照《荷兰民法典》第６编第１８３条的规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雇主责任、建筑物致害责任、经营危险物致害责任、经营矿业和垃圾场致害责任、占有危险动产致害责任、占有动物致害责任。例外的是，如果占有危险动产或动物的是未满１４岁的儿童且该动产或动物并非被用于从事营业的，则由行使家长权的父母或由监护人代替该儿童承担责任。[27]在英格兰和苏格兰，１６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拥有或占有动物，其父母被认定为动物保有人，从而承担责任。[28]总之，从比较法上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法律前提，而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身份的认定通常需要考虑其识别或判断能力。
笔者认为，比较法上的这种观点值得借鉴。关于危险责任，如果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将导致作为危险源利益享有者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逃脱其本应承担的责任，这显然背离了构建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为了使占有、使用并非用于从事营业的危险物品或动物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免于民事责任，与其在危险责任人的资格（责任能力）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不如在危险行为人这个要素上设置门槛，即占有、使用、遗撒危险物及饲养动物等行为需要以当事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前提。虽然按照现代民法原理，占有、使用、饲养等事实行为本不要求行为人具备行为能力，但若标的物是危险物可能给行为人带来责任负担，则另当别论。因为这些潜藏着较大风险的事实行为仍然以行为人具备必要的识别或判断能力为法律前提，无行为能力人必定不具备此种能力，不能理性地选择是否从事这种行为，所以不能承担此类危险责任。如果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事实上“占有”危险物品或动物并致人损害，应该将其视为一般侵权行为，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制度，即监护人因失职而负责。不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是作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还是作为经营者，这两种情况的法律效果存在不同。因为他们并非在识别能力欠缺的状态下自己选择成为所有权人或经营者的，而是要么通过继承要么通过先前的、精神健全状态下的行为而成为危险设施或危险事业的所有权人或经营者。对于后一种情况，监护人作为其代理人或代管人补足了其能力上的不足，而该设施或事业的利益是由自己而非监护人享有的，因此可成为危险责任主体，而非由监护人承担危险责任。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碍者是以经营为目的占有危险物品，因此应该将其认定为危险事业的经营者，使其承担不以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的危险责任。事实上，危险责任以外的无过错侵权责任也存在类似现象。例如，甲是个体户，雇了几个工人，后来甲患了精神病，但并未停止营业，在此期间有个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致人损害，甲对此需要承担雇主责任，不得以自己欠缺民事责任能力为由不负赔偿责任。
总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者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但是，他们由于欠缺足够的识别能力，因此通常不能成为非用于营业的危险物品占有人和动物饲养人，也不必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
三、民事责任能力本质之重述：以过错能力为中心
综上所述，一方面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限于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权责任都适用民事责任能力。对于民事责任能力的适用范围，不应该以责任的发生原因（如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等）为标准予以界定，而应该以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标准予以界定，即民事责任能力仅适用于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不适用于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民事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述关于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侵权行为能力（侵权责任能力）说”不能成立。如果把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行为能力或侵权责任能力，显然是不适当的，在理论上无法解决违约责任及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如果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话）的承担问题，这就如同给一个成年人戴上一顶儿童帽。况且，如果简单地将民事责任能力理解为侵权责任能力，那么无行为能力人就不具备侵权责任能力，从而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包括一般侵权责任和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侵权责任，这显然与上述关于特殊侵权责任的考察结论相矛盾。所谓的“不法行为能力说”也不精确。该学说试图以“不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涵盖民事主体对侵权行为、违约行为及其他不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欠缺“不法行为能力”的人仍然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无论是“不法行为能力说”，还是“侵权责任能力说”，都停留在民事责任能力这一概念的表面，没有揭示其本质。笔者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致害人的行为构成过错行为的法律前提，在本质上是过错能力。只有具备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依据过错责任原则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欠缺过错能力的致害人的行为不构成过错侵权行为或过错违约行为，不需要承担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但需要承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因为这些责任不以“过错行为”为要件。
“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是过错能力”这一命题可以从法律史中得到印证。对法律史的考察表明，民事责任能力与过错责任原则密切相关。凡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民法，都有民事责任能力制度，如后期罗马法以及近现代民法。在后期罗马法中，７岁以下的未适婚人[29]可以免于私犯（侵权）责任，７岁以上的未适婚人有些也可以免于私犯责任。[30]这个时期，罗马法对于私犯责任已经明确实行过错责任原则。[31]近代民法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７９４年《普鲁士普通邦法》以及１８１１年《奥地利民法典》。这两部法典都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同时也都要求致害人具备归责能力。[32]
海口市土地交易管理办法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修改《海口市土地交易管理办法》的决定（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86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口市土地交易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11年12月21日十四届市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冀文林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海口市土地交易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市场管理,规范土地交易行为，确保土地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进一步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土地使用权交易，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使用权交易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租赁和抵押。
前款所称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以下情形：
（一）出售；
（二）赠与；
（三）交换；
（四）以土地作价入股、与他人成立企业法人，发生土地使用权变更的；
（五）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合资或合作，发生土地使用权变更的；
（六）因企业被收购、兼并、合并或分立，土地使用权随之转移的；
（七）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土地使用权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土地交易市场，作为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专门场所。
土地交易市场应当具备下列功能：
（一）提供交易场所。为土地使用权交易、洽谈、招商、展销等活动和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提供场地；
（二）办理交易事务。为地价评估结果备案、交易过户、税费征收、土地登记发证等机构集中办公设立服务窗口；
（三）提供交易信息。公布和提供土地供求信息，收集、储存、发布土地交易行情、交易结果，提供有关土地政策法规、土地市场管理规则、土地利用投资方向咨询等。
第六条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是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的主管部门，负责土地使用权交易的行政许可工作，并依法监督管理土地交易市场。
市财政、规划、建设、房产、监察、国有资产管理、政府投资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土地交易管理工作。
第七条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交易机构是土地使用权交易的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具体实施土地交易市场的建设计划和管理目标；
（二）具体实施土地使用权交易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
（三）接受主管部门和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委托，具体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转让的招标、拍卖和挂牌交易工作；
（四）收集、汇总、储存、上报、发布土地交易供求信息和交易结果；
（五）承办市人民政府及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其他事项。
第二章 交易方式和条件
第八条 土地使用权交易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和协议交易的方式进行。
本办法所称招标交易，是指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邀请特定或者不特定的投标人参加土地使用权交易投标，根据投标结果确定中标人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拍卖交易，是指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拍卖公告，由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确定最高应价者为竞得人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挂牌交易，是指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发布挂牌公告，按公告规定的期限将拟交易宗地的交易条件在土地交易市场或网上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确定竞得人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协议交易，是指土地使用权人或换地权益书的权益人通过协商自行寻找受让人、承租人、抵押权人的交易行为。
第九条 下列土地使用权交易应当进入土地交易市场，采取招标、拍卖、挂牌交易等方式进行：
（一）商业、旅游、娱乐、工业用地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
（二）经营性用地以外的土地在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租赁；
（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公有经济成份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或公司经批准，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联营合作开发或以国有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的；
（四）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出售划拨土地使用权、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以划拨土地使用权联营合作开发或以划拨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的；
（五）处置停缓建工程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
（六）为实现抵押权进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土地使用权交易，主要采取拍卖、挂牌交易方式，有三个以上的单位或自然人报名参与交易的，应当采取拍卖交易方式。但对具有特定的社会、公益建设条件或对用地项目有特殊要求的，可采取招标交易方式。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之外的土地使用权或其他土地权益交易，可采取协议交易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
（二）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 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使用权或其他土地权益不得进入土地交易市场交易：
（一）未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或土地权属不清、有争议的；
（二）欠缴土地出让金(含超容积率、改变土地用途但未按规定补交土地出让金的)的；
（三）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依法限制土地使用权利或其他土地权益的；
（四）依法需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五）共有的土地使用权或其他土地权益，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交易的其它情形。
第三章 交易规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交易的规则，本办法未作规定的，适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11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方式出让或租赁的，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办理用地前置审批手续，制定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实施工作方案，并委托土地交易机构依照土地交易实施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交易活动。
第十六条 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方式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到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交易核准手续，并委托土地交易机构依照委托交易合同组织开展交易活动。
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人委托土地交易机构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应当签订委托交易合同。
委托交易合同应当包括委托事项、交易方式、交易底价、时限、委托交易服务费用、违约责任等内容。
第十八条 以招标、拍卖、挂牌等交易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土地交易机构应当根据土地交易实施工作方案或委托交易合同，编制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文件。
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文件应当包括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公告、投标或竞买须知、宗地图、土地使用条件、标书或竞买申请书、报价单、成交确认书。
第十九条 土地交易机构应当在土地交易场所和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网站、《海南日报》、《海口晚报》上发布土地交易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公告。
投标人、竞买人报名参加投标、竞买的，视为接受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文件的内容。
第二十条 招标交易宗地的标底和拍卖、挂牌交易宗地的起拍价、起始价、底价，应当根据土地成本、经批准的基准地价、宗地区位条件和使用年限、规划设计条件、政府产业政策以及土地供需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标底或起拍价、起始价、底价由交易委托人和交易机构按前款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一条 以招标方式出让、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由市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审定招标标底，审查投标人资格，主持开标、评标和定标工作，确定中标人。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竞买人在报名参加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后，对其他投标人、竞买人的资格或提交的有关文件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开始的48小时前向土地交易机构书面提出；逾期提出的，不予受理。
土地交易机构应当在投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开始前对投标人、竞买人提出的异议予以书面答复。
第二十三条 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交易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交易活动：
（一）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
（二）土地利用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确实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司法、监察机关因办理案件确实需要中止交易的；
（四）对投标人或竞买人提出的异议需要时间进行调查或澄清的；
（五）依法应当中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出现中止情形的，土地交易机构应当书面通知交易当事人。中止情形消除后，土地交易机构应当及时恢复交易，并书面通知交易当事人，交易期限顺延。
第二十四条 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交易活动：
（一）至报名截止日未有投标者、竞买者报名的；
（二）交易价未达到标底或底价的；
（三）投标人或竞买人弄虚作假、恶意串通压价或以行贿等非法手段影响公平、公正交易的；
（四）依法应当终止交易的其他情形。
对交易未达到招标标底、拍卖、挂牌底价的宗地，不得成交，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委托交易人可重新作出交易安排。
第二十五条 以协议交易方式进行土地交易的，交易双方应当签订交易合同，并在协议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到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交易核准和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节 特别规定
第二十六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经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属必须以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方式转让的，按本办法第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办理；属以协议交易方式转让的，按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公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或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申请转让时应当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转让文件。
第二十八条 抵押权人为实现抵押权要求变卖抵押人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着物的,在申请转让时应当提交生效的抵债司法文书或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就处分抵押物达成的协议及双方认可的评估报告。
第二十九条 赠与土地使用权的，在申请转让时应当提交公证机构的公证文书或相关生效的司法文书。进行其他类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当事人可委托公证机构实施法律监督。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查封土地使用权时，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如裁定变卖土地使用权清偿债务的，可以按本办法所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办理。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交易机构在实施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中，应当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简化办事手续，做到公平、公正、严格、高效。
第三十二条 土地交易机构应当将土地使用权交易规则、运作程序、服务承诺、工作人员守则等在土地交易场所公示。
申请人要求主管部门或土地交易机构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有关部门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三十三条 土地交易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标准收费，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土地交易机构的收费应当依法接受市财政、审计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交易机构实施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应当接受市行政监察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交易机构实施土地使用权交易活动，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土地使用权交易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市行政监察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土地交易场所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受理群众的监督和举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不予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一）依照本办法应当进入土地交易市场交易的土地使用权不进入市场交易的；
（二）不按照本办法的规范要求和方式进行土地使用权交易的；
（三）投标人或竞买人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属于前款第（一）项情形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的，依法对有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投标人、竞买人中标或竞得土地使用权后，拒不签订成交确认书或交易合同、放弃中标或竞得宗地的，其投标、竞买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三年内再次申请参加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交易的资格。
第三十八条 有关主管部门和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在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活动中，接受贿赂、泄露秘密、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竞买人或投标人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土地交易具体实施细则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12月3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