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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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
（2002年6月18日）
教基厅[20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
今年是全国禁毒严打专项工作整治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指示精神，配合公安部门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对青少年学生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现就中小学进一步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禁毒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对大中小学生开展毒品预防教育的通知》（禁毒通字 [1997]3号）的要求，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把对中小学生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形式教育活动。
二、要继续认真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后组织中小学校开展“禁毒知识一堂课”活动的通知》（教基厅 [2000]8号）的要求。中小学校每学期至少要安排一课时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毒品预防的专题教育。教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既可以结合有关学科的教学进行，也可以采取观看禁毒展览、禁毒影视片等形式进行。
三、要充分利用“国际禁毒日”等教育契机，组织开展丰富多采的宣传教育活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公安部禁毒局联合编制了《中小学生禁毒教育挂图》，今年六·二六“国际禁毒日”期间将赠送给全国中小学校。请各地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好中小学做好今年的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四、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吸毒的控防工作。鉴于一些毒品泛滥的严重地区出现极少数学生吸毒的现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建立对学生吸毒情况的监控报告制度，一旦出现在校学生吸毒现象，要及时与学生家长和戒毒部门联系，做好吸毒学生的治疗工作。同时，将学生吸毒情况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新学期开学后，请将本地区上学年度在校学生吸毒情况报送我部基础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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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案中相关责任主体问题探讨
王政
在汽车等交通工具日益大众化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交通事故在随机的发生。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占据相当的权重比例。然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这一大众化的问题却在司法实践中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观点不一、争执不休。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法院立案部门经常以“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对”为由拒绝受案；另外，即便立案部门不限制，审判人员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随意决定责任主体的义务有无和大小。针对此种现状，本文不缀浅陋，希望能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相关责任主体做一下探讨，以引起立法、执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肇事司机和肇事单位的责任问题
关于肇事司机（或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大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因为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让司机或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一方当事人理所当然。然而，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能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往往是其在履行职务，是受雇于他人或某一单位；另外，在某些交通事故案中，司机或驾驶人员也会因事故受到伤害，往往也是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也应因雇佣或劳动关系而得到赔偿。故在此类交通事故中，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聘用人员或聘用单位直接承担，而不应该由肇事司机或驾驶人承担（当然，肇事司机或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外）。但是，在诉讼中，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合理进行分配，司机或驾驶人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如果司机或驾驶人不能证明存在雇佣关系的，其仍然主要承担或与其他责任主体一起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车辆所有人（或车主）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驾驶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是不会产生争议的；如果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对于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对车辆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却往往产生争议。依据我国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车辆所有人责任为垫付责任。现该办法废止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辆所有人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明显属于立法的空白。目前，关于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经典解释是：机动车本身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车主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对车辆承担一种监督管理职责。对车辆不在自己控制时，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车主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将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借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表明其本身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肇事者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了受害人物质和人身受到损害，因此车主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在交通事故当中大部分开车的司机没有赔偿能力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平原则，要求车主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法理。但是民事赔偿责任毕竟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车主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往往并没有违法或过错行为存在，如果一味要求车主按“无过错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往往有失公正，至少法律对车主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规定车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人们认识的分歧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尽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肇事中的救助费用垫付和支付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让受害者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在以下这个案例中已经有所反映。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的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报道《肇事车主不知去向受害家属无钱救治一保险公司被裁定先支付费用》的内容是，江苏省太仓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在肇事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直接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这篇报道反映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１、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有直接请求权？２、保险公司应怎样先予支付抢救费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受害人状告保险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怎样定？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是以侵权为基础，加害人（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以往就有法院以受害人不具备诉权的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在法律没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是否合适？笔者建议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如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这里的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在受害人死亡的时候为受害人的继承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降低受害人索赔的成本，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现代社会立法、司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针对第二个问题，怎样保证保险公司快速支付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在被告上法庭之后经法院裁定先予支付救助费用的情况下，才向受害人支付抢救费用的现象，这样一来，立法的目的虽好，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对此，笔者建议，是否可以由保监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程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向加害人（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以及如果没有及时赔偿对保险公司有怎样的处罚措施等等，只有对保险公司的权、责、利加以明确，才能保证这项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致于走样变形。
四、关于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
作为职业的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或救助不仅应体现在医疗道义上，更应该体现为一种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得出下列结论：１、该法赋予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２、该法对医疗机构因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而支出的（或者拟支出的）费用给予了相应的保障。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机构的不作为制定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医疗机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的抢救是一种法定义务。医疗机构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受伤人员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五、关于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之内容，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进行分类的，基本上一个案件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受损权益争执提起诉讼时，在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时，立案审查人员往往以法律关系不明确或案由不统一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要求起诉人必须减去某些被诉主体和相关利害第三人后才肯立案。这样无疑就会给当事人纠纷解决带来了讼累，使本该一案就能解决的纠纷必须拆散成多个案件纠纷才能解决。就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以产生多重法律关系，比如肇事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肇事者或受害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劳动或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救护义务人之间的类似侵权法律关系、受害或肇事车辆与车上乘客或货物主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等等。无疑这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使得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律解决变得异常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或责任承担。
当然，从司法审判角度讲，一个案件如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只涉及原被告双方法律主体的话是最容易审理清楚的。但是，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因一个事件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成多个案件予以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另从受害人权益救助讲，一个案件中如不能尽量把所有相关当事人追加上，自然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实现和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权益的平衡。
从立法的角度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也就是说，从民事诉讼立法本意讲，也并非一次诉讼只能解决一种法律关系的纠纷，关键是看各种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紧密型。司法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纠纷一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具体案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量存在受害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一并列入被告进行诉讼的案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法院在受理交通肇事案时，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应放宽要求，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应仅限定在同一法律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受害人在选择直接侵权责任人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时，有权直接选择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案件相关利害人一并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借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诉讼主体不对而进行排斥。对于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定性为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当，而不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或原告。
总之，交通肇事案件每天都在发生，其间所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和解决途径也并非本文所全部囊括的，希望大家能在司法实践中共同探讨，不断提出真知卓见。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摘要: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在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下，警察法规的制定与警政的建设发展始终相随。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笔者查阅后发现关于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即警察职权所涉趋于宽泛化和细致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近代西方警察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全面控制的“警察国”时代和自由放任的“夜警国家”两个时代。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时有谚语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由。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此时国家的任务是不但要消极地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安全，而且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增进国家、社会与民众的福利。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在经济、文化、卫生、交通、建筑、救济等领域，警察均有参与。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具体到违警罚法，便表现为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逐渐细密，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控制。
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倘一本往日之放任主义，不加以相当之限制，则社会将陷于危险之地位，而人民即无安居乐业之可言。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警察的政治职能，明确指出：“政治纲要，管教养卫四项中，无一项能离开警察……警察之于民众必须做到管与卫两方面作之君，养的方面作之亲，教的方面作之师的地步。”李士珍对蒋的训示做了解释：防止公共危害即为“卫”，维持社会安宁秩序即为管，指导人民生活即为“教”，促进一般福利即为“养”，处近日之中国，管教养卫实为建国施政之方针，警察行政必须与国策相配合以推动而达成之也。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在这其中，警察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性公益职能应时产生。虽然历届政府举办警政最主要的目的仍在于维持其统治，政治性职能仍为近代警察职能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警察在促进近代新型城市的形成和建设中，尤其在城市的文明、卫生、交通等方面，卓有贡献。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德国在中世纪末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消灭领地与分封制，加强中央权力，对外则保持国家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
自清末始，面临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困境，中国亟需宣扬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国家为重，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他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以国家资本节制民间资本，建立“集产社会主义”发展民生；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社会”、“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在胡氏理论中是相近的概念，均与“个人”相对应。(13)该立法思想的提出既是为了趋附当时西方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潮流、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贯彻这种立法思想正好符合稳固和加强这一时期国民党集权统治的需要。(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国家主义观念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其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包括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中央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加以指挥监督，使警政达到“国家的统一”的地步。(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剿共行营发动了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17)的新生活运动。这次运动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前后历时15年，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开展的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
王政
在汽车等交通工具日益大众化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交通事故在随机的发生。目前，在法院所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占据相当的权重比例。然而，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这一大众化的问题却在司法实践中因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而让人观点不一、争执不休。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也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法院立案部门经常以“案件的诉讼主体不对”为由拒绝受案；另外，即便立案部门不限制，审判人员也会根据自己的主观认识随意决定责任主体的义务有无和大小。针对此种现状，本文不缀浅陋，希望能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相关责任主体做一下探讨，以引起立法、执法机关和法律从业人员的足够重视。
一、关于肇事司机和肇事单位的责任问题
关于肇事司机（或驾驶人）的赔偿责任，大家一般不会产生争议。因为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行为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让司机或驾驶人作为交通事故的赔偿一方当事人理所当然。然而，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能力有时是非常有限的，且发生交通事故时往往是其在履行职务，是受雇于他人或某一单位；另外，在某些交通事故案中，司机或驾驶人员也会因事故受到伤害，往往也是受害的一方当事人，其本身也应因雇佣或劳动关系而得到赔偿。故在此类交通事故中，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或驾驶人员的聘用人员或聘用单位直接承担，而不应该由肇事司机或驾驶人承担（当然，肇事司机或驾驶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外）。但是，在诉讼中，对于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举证责任，我们认为，司法机关应当合理进行分配，司机或驾驶人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主要举证责任。如果司机或驾驶人不能证明存在雇佣关系的，其仍然主要承担或与其他责任主体一起承担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车辆所有人（或车主）的赔偿责任问题
在事故中，如果车辆的驾驶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是不会产生争议的；如果车辆的使用人与所有人属于同一主体，大家对赔偿责任的承担一般也不会产生争议。但是对于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与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对车辆所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却往往产生争议。依据我国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车辆所有人责任为垫付责任。现该办法废止后，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车辆所有人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明显属于立法的空白。目前，关于车辆所有人应承担连带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之规定的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车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经典解释是：机动车本身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车主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对车辆承担一种监督管理职责。对车辆不在自己控制时，必须认识到这一高度危险物可能会给他人造成损害。车主作为车辆所有人，其将带有危险性的交通工具借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表明其本身存在过失。该过失行为与肇事者违章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了受害人物质和人身受到损害，因此车主应当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考虑到在交通事故当中大部分开车的司机没有赔偿能力的现实，为了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依照公平原则，要求车主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是为大家所普遍认同的法理。但是民事赔偿责任毕竟不同于交通事故责任，车主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往往并没有违法或过错行为存在，如果一味要求车主按“无过错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往往有失公正，至少法律对车主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比如规定车主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等）。这样才能避免引起人们认识的分歧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关于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
根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尽管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肇事中的救助费用垫付和支付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但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一直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让受害者往往无所适从。
这些问题在以下这个案例中已经有所反映。２００４年７月３日的人民法院报登载的一篇报道《肇事车主不知去向受害家属无钱救治一保险公司被裁定先支付费用》的内容是，江苏省太仓市法院受理的一起案件，受害人家属在肇事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直接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同时申请先予执行。法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这篇报道反映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１、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有直接请求权？２、保险公司应怎样先予支付抢救费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受害人状告保险公司的请求权基础怎样定？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赔偿是以侵权为基础，加害人（被保险人）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基础，而在受害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以往就有法院以受害人不具备诉权的理由裁定驳回起诉。在法律没有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是否合适？笔者建议对受害人的直接诉权在立法中加以明确。如我国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受益人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直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这里的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在受害人死亡的时候为受害人的继承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直接求偿权，降低受害人索赔的成本，体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符合现代社会立法、司法“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针对第二个问题，怎样保证保险公司快速支付抢救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受害人在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助，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的约束，就会产生保险公司在被告上法庭之后经法院裁定先予支付救助费用的情况下，才向受害人支付抢救费用的现象，这样一来，立法的目的虽好，但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实现。对此，笔者建议，是否可以由保监会制定相应的规定，明确保险公司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具体程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向加害人（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以及如果没有及时赔偿对保险公司有怎样的处罚措施等等，只有对保险公司的权、责、利加以明确，才能保证这项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致于走样变形。
四、关于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
作为职业的医疗机构，对受伤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或救助不仅应体现在医疗道义上，更应该体现为一种法律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根据上述规定，不难得出下列结论：１、该法赋予医疗机构及时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２、该法对医疗机构因及时抢救受伤人员而支出的（或者拟支出的）费用给予了相应的保障。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机构的不作为制定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适用合同法的规定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医疗机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的抢救是一种法定义务。医疗机构怠于履行该义务，对受伤人员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五、关于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之内容，民事案件的案由是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进行分类的，基本上一个案件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就受损权益争执提起诉讼时，在涉及多个诉讼主体和多重法律关系时，立案审查人员往往以法律关系不明确或案由不统一为由不予立案，或者要求起诉人必须减去某些被诉主体和相关利害第三人后才肯立案。这样无疑就会给当事人纠纷解决带来了讼累，使本该一案就能解决的纠纷必须拆散成多个案件纠纷才能解决。就交通肇事案件而言，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可以产生多重法律关系，比如肇事者与直接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肇事者或受害人与相关单位之间的劳动或雇佣法律关系、受害人与救护义务人之间的类似侵权法律关系、受害或肇事车辆与车上乘客或货物主人之间的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等等。无疑这一系列的法律关系使得交通肇事案件的法律解决变得异常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到相关当事人的现实利益或责任承担。
当然，从司法审判角度讲，一个案件如只涉及一种法律关系、只涉及原被告双方法律主体的话是最容易审理清楚的。但是，从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因一个事件所产生的纠纷，依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成多个案件予以解决实际上也是对司法资源最大的浪费。另从受害人权益救助讲，一个案件中如不能尽量把所有相关当事人追加上，自然不利于受害人权益的实现和各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权益的平衡。
从立法的角度讲，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诉讼参加人”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也就是说，从民事诉讼立法本意讲，也并非一次诉讼只能解决一种法律关系的纠纷，关键是看各种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之间的关联性、紧密型。司法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多种法律关系纠纷一并审理一并解决的具体案例。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大量存在受害人将保险公司和肇事司机、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一并列入被告进行诉讼的案例。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法院在受理交通肇事案时，对案件诉讼参与人应放宽要求，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应仅限定在同一法律关系层面上。也就是说，受害人在选择直接侵权责任人作为被告进行诉讼时，有权直接选择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案件相关利害人一并参加诉讼，法院不应借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或诉讼主体不对而进行排斥。对于保险公司、救助医院、相关雇主或其他责任人、权利人等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应定性为诉讼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当，而不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或原告。
总之，交通肇事案件每天都在发生，其间所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和解决途径也并非本文所全部囊括的，希望大家能在司法实践中共同探讨，不断提出真知卓见。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摘要: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在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下，警察法规的制定与警政的建设发展始终相随。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笔者查阅后发现关于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即警察职权所涉趋于宽泛化和细致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近代西方警察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全面控制的“警察国”时代和自由放任的“夜警国家”两个时代。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时有谚语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由。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此时国家的任务是不但要消极地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安全，而且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增进国家、社会与民众的福利。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在经济、文化、卫生、交通、建筑、救济等领域，警察均有参与。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具体到违警罚法，便表现为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逐渐细密，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控制。
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倘一本往日之放任主义，不加以相当之限制，则社会将陷于危险之地位，而人民即无安居乐业之可言。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警察的政治职能，明确指出：“政治纲要，管教养卫四项中，无一项能离开警察……警察之于民众必须做到管与卫两方面作之君，养的方面作之亲，教的方面作之师的地步。”李士珍对蒋的训示做了解释：防止公共危害即为“卫”，维持社会安宁秩序即为管，指导人民生活即为“教”，促进一般福利即为“养”，处近日之中国，管教养卫实为建国施政之方针，警察行政必须与国策相配合以推动而达成之也。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在这其中，警察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性公益职能应时产生。虽然历届政府举办警政最主要的目的仍在于维持其统治，政治性职能仍为近代警察职能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警察在促进近代新型城市的形成和建设中，尤其在城市的文明、卫生、交通等方面，卓有贡献。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德国在中世纪末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消灭领地与分封制，加强中央权力，对外则保持国家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
自清末始，面临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困境，中国亟需宣扬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国家为重，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他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以国家资本节制民间资本，建立“集产社会主义”发展民生；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社会”、“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在胡氏理论中是相近的概念，均与“个人”相对应。(13)该立法思想的提出既是为了趋附当时西方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潮流、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贯彻这种立法思想正好符合稳固和加强这一时期国民党集权统治的需要。(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国家主义观念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其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包括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中央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加以指挥监督，使警政达到“国家的统一”的地步。(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剿共行营发动了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17)的新生活运动。这次运动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前后历时15年，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开展的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