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转发“关于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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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转发“关于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民政部转发“关于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鉴于民政部门举办的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工作任务重，劳动强度大，而工资福利待遇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经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的同意，在这次工资制度改革中，可以适当提高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现将国务院
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关于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的复函》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国务院工资制度改革小组关于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问题的复函
国工改［1985］52号 1985年11月20日
民政部：
你部民［1985］城报55号报告收悉。关于适当提高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从事孤儿、伤残儿童(包括盲童、聋童)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可以按中央、国务院中发［1985］9号文件有关中、小学校教师教龄津贴的规定，发给教龄津贴。
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中小学教职工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盲聋哑学校的教师(包括校长、教导主任等)，可按原规定发给本人基础工资加职务工资之和的百分之十五的补贴费。”对于从事孤儿、伤残儿童(包括盲童、聋童)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也可以按上述规定执行。
二、一九八○年十月六日，民政部和原国家劳动总局发出的《关于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岗位津贴的试行办法》，在这次工资制度改革以后，仍可继续执行。在优抚事业单位职工中，与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享受岗位津贴职工同等条件者，也可以按上述办法发给岗位津贴。
三、其他问题，可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
198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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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1] 田成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J/OL].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62937&pdmc=1531.
[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4] 喻术红. 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 2005 (1).
[5] See 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379 U.S.241（1964）.
[6] 康德. 苗力田,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8.
[7] 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J].中国法学,2007(1).
[8] 蔡定剑. 宪法精解[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230.
[9] 法治斌, 董保城. 中华民国宪法[M]. 台湾: “国立”空中大学印行, 1997.146.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的通知
湖政发[2001]28号
现将《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州市人民政府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国家《办法》、省《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流动人口，是指具有本市户籍跨户籍所在乡(镇)以上行政区域，或非本市户籍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30日以上的育龄人员。
本细则所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是指流动人口中可能生育子女的已婚人员。
本市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实行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必需的经费，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作组织，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综合管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各级行政区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遵循管理与教育相结合，公正、文明执法的原则。
第四条 按国家《办法》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除按前款规定执行外，实行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和“双向考核”制度。
第五条 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本细则实施。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县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公安、劳动、卫生、民政、城建、交通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本单位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管理，并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并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予以登记；
(三)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建立联系，并通报有关人员的避孕节育及生育情况；
(四)组织有关单位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服务；
(五)对负有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或者配合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七)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第七条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本乡(镇)户籍外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
(三)按照有关规定，为申请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办理生育证明材料；
(四)了解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
(五)按照有关规定，对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奖励；
(六)负责无用工单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节育手术费的报销；
(七)配合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八)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通报制度。
第八条 本市户籍外出的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按省《办法》规定办理《婚育证明》，同时与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外出人员计划生育合同》。
第九条 《婚育证明》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禁止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
《外出人员计划生育合同》应裁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外出人员遵守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关规定；
(二)外出人员在外参加避孕节育检查情况报告方式和期限；
(三)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履行的计划生育服务义务；
(四)违约责任。
第十条 流动人口应当在到达现居住地后1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件和《婚育证明》，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接受其计划生育管理。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按国家和省《办法》规定，及时查验外来流动人口的《婚育证明》，登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并告知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对非本市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无《婚育证明》的，应当要求限期补办或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后核发《临时查验证明》，《临时查验证明》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使用有效，有效期为三个月。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市区各街道办事处应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调小组，建立协作科室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应明确职责，落实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责履行情况，列入计划生育工作年度考核。
第十二条 中心城镇推行公安、劳动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联合办公制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验证、统一收费、统一考核、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五统一、一服务”)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管理机制。
中心城镇可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稽查组织，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关查、验证及服务等工作。工作经费可从本地区收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公安部门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列入暂住人口的管理内容，在核发、查验《暂住证》时，应核查流动人口《婚育查验证明》。对没有《婚育证明》或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暂不核发《暂住证》，并将情况通报《婚育证明》查验机关。
第十四条 工商部门在核发、查验《营业执照》时，应核查流动人口的《婚育查验证明》(饮食行业先办证，后通告当地计划生育部门)。
第十五条 城建部门在核查外来入湖建筑施工企业时，应核查该企业的计划生育责任书副本，以及施工人员中应领取《婚育证明》人员名册及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
第十六条 交通部门在流动人口申请办理公路运输及航运许可时，应核查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对道路施工单位，应查验其流动人口名册及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并督促施工单位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档案。
第十七条 劳动部门在发放流动人口《就业证》时，应核查《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督促用工单位负责对招用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制止流动人口中的违法婚姻，提高婚姻登记率。
第十九条 卫生部门应督促医疗保健单位配合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并定期检查有关制度落实情况。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在对私人出租(借)房屋管理中，应核查出租(借)人与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责任书。
第二十一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制度，监督指导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严格落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验证发证，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定期检查，以及计划生育情况通报等规定，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二条 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接受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进行登记；
(三)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节育手术费；
(四)协助处理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情况。
禁止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
第二十三条 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出租(借)人应当按“谁出租(借)，谁管理；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合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二)与房屋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责任书；
(三)核查租(借)用人的《婚育查验证明》，与租(借)用人签订共同遵守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合同；
(四)发现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情况，应当及时向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二十四条 商品(集贸)市场管理办公室，对在本市场内设摊点的流动人口
履行下列计划生育工作管理职责：
(一)与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责任书；
(二)落实分管领导，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管理员；
(三)制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守则，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四)与流动人口摊主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义务。
第二十五条 本市户籍外出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按规定需要落实节育措施的，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落实节育措施。
外来已婚育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检查，按省《办法》规定执行。计划生育部门应监督指导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建立外来已婚育龄流动人口随访服务制度，定期提供有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六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本市现居住地生育子女，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生育证明材料。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的孕妇施行孕期检查或者分娩接生时，应当要求其出示生育证明；对没有生育证明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经查证属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协助落实补救措施。
第二十八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计生部门和有关管理部门、用人单位(雇主)应当做好教育、劝阻工作，指导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费及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按省规定执行。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按照国家规定口径统计。
第三十条 本市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年度检查考核。主要检查考核内容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网络、制度及有关登记建立情况；目标责任制有关指标完成情况；本细则规定落实情况；有关费款征收管理使用情况；处罚奖励情况。
具体检查考核方案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上级有考核办法时，除按上级规定执行外，本细则有关考核规定一并执行。
第三十一条 非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参加本市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查孕查环后6个月内出现计划外生育的，考核时计划外生育计入现居住地(但检查结果为计划外怀孕并已通报当地计划生育部门或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双向考核管理，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市外流动期间计划外生育的，考核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仍作计划外生育计入。
第三十三条 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本市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计划外生育的，现居住地、户籍所在地考核时各计1人；居住不足3个月，上溯至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的最后一个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发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后，不做教育劝阻工作、不及时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不向上一级计划生育部门报告，采取放任自流、劝其离开本区域等消极办法，最终造成计划外生育的，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连续居住不足3个月，但考核时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仍视作计划外生育计入。
第三十四条 经考核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工作不负责任，考核未达标的，予以通报批评并按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节育手术费，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担；无用工单位的，先由本人支付，凭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由本人向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报销，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实施补救措施时应节约医疗费用，对于按规定不能报销的医疗费应由本人支付。
第三十六条 流动人口应自觉遵守国家、本省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合同的，应自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经教育、劝阻仍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用人单位和雇主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有关发包单位、出租(借)单位可以根据承包合同、租赁(借用)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三十七条 流动人口未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不交验《婚育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拒绝为成年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者为其出具假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和雇主拒不履行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二)、(四)项规定，房屋出租(借)人拒不配合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计划生育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由湖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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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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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的通知
关于印发《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的通知
湖政发[2001]28号
现将《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州市人民政府
二00一年二月二十日
湖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国家《办法》、省《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流动人口，是指具有本市户籍跨户籍所在乡(镇)以上行政区域，或非本市户籍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十八周岁以上的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30日以上的育龄人员。
本细则所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是指流动人口中可能生育子女的已婚人员。
本市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实行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必需的经费，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作组织，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综合管理。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各级行政区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遵循管理与教育相结合，公正、文明执法的原则。
第四条 按国家《办法》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除按前款规定执行外，实行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和“双向考核”制度。
第五条 市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具体负责本细则实施。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县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公安、劳动、卫生、民政、城建、交通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各级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本单位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推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管理，并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以下简称《婚育证明》)，并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予以登记；
(三)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建立联系，并通报有关人员的避孕节育及生育情况；
(四)组织有关单位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服务；
(五)对负有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或者配合管理职责的用人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七)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第七条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本乡(镇)户籍外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
(三)按照有关规定，为申请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办理生育证明材料；
(四)了解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
(五)按照有关规定，对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奖励；
(六)负责无用工单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节育手术费的报销；
(七)配合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依法予以处理；
(八)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通报制度。
第八条 本市户籍外出的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按省《办法》规定办理《婚育证明》，同时与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外出人员计划生育合同》。
第九条 《婚育证明》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禁止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
《外出人员计划生育合同》应裁明下列主要内容：
(一)外出人员遵守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关规定；
(二)外出人员在外参加避孕节育检查情况报告方式和期限；
(三)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履行的计划生育服务义务；
(四)违约责任。
第十条 流动人口应当在到达现居住地后10日内，持本人身份证件和《婚育证明》，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接受其计划生育管理。
本市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按国家和省《办法》规定，及时查验外来流动人口的《婚育证明》，登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并告知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对非本市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无《婚育证明》的，应当要求限期补办或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后核发《临时查验证明》，《临时查验证明》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使用有效，有效期为三个月。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市区各街道办事处应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调小组，建立协作科室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应明确职责，落实专门人员，具体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责履行情况，列入计划生育工作年度考核。
第十二条 中心城镇推行公安、劳动和计划生育等部门的联合办公制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验证、统一收费、统一考核、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五统一、一服务”)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管理机制。
中心城镇可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稽查组织，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关查、验证及服务等工作。工作经费可从本地区收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公安部门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列入暂住人口的管理内容，在核发、查验《暂住证》时，应核查流动人口《婚育查验证明》。对没有《婚育证明》或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暂不核发《暂住证》，并将情况通报《婚育证明》查验机关。
第十四条 工商部门在核发、查验《营业执照》时，应核查流动人口的《婚育查验证明》(饮食行业先办证，后通告当地计划生育部门)。
第十五条 城建部门在核查外来入湖建筑施工企业时，应核查该企业的计划生育责任书副本，以及施工人员中应领取《婚育证明》人员名册及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
第十六条 交通部门在流动人口申请办理公路运输及航运许可时，应核查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对道路施工单位，应查验其流动人口名册及其《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并督促施工单位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档案。
第十七条 劳动部门在发放流动人口《就业证》时，应核查《婚育证明》和《婚育查验证明》，督促用工单位负责对招用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应协同有关部门制止流动人口中的违法婚姻，提高婚姻登记率。
第十九条 卫生部门应督促医疗保健单位配合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并定期检查有关制度落实情况。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在对私人出租(借)房屋管理中，应核查出租(借)人与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责任书。
第二十一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制度，监督指导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严格落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验证发证，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定期检查，以及计划生育情况通报等规定，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二条 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雇主应当接受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进行登记；
(三)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节育手术费；
(四)协助处理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情况。
禁止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
第二十三条 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出租或者出借房屋的，出租(借)人应当按“谁出租(借)，谁管理；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合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二)与房屋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责任书；
(三)核查租(借)用人的《婚育查验证明》，与租(借)用人签订共同遵守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的合同；
(四)发现计划外怀孕或者计划外生育的情况，应当及时向房屋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二十四条 商品(集贸)市场管理办公室，对在本市场内设摊点的流动人口
履行下列计划生育工作管理职责：
(一)与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责任书；
(二)落实分管领导，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管理员；
(三)制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守则，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四)与流动人口摊主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义务。
第二十五条 本市户籍外出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按规定需要落实节育措施的，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落实节育措施。
外来已婚育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检查，按省《办法》规定执行。计划生育部门应监督指导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建立外来已婚育龄流动人口随访服务制度，定期提供有关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六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本市现居住地生育子女，须提供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生育证明材料。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的孕妇施行孕期检查或者分娩接生时，应当要求其出示生育证明；对没有生育证明的应当及时报告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经查证属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协助落实补救措施。
第二十八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的，当事人应当及时、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计生部门和有关管理部门、用人单位(雇主)应当做好教育、劝阻工作，指导其采取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费及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按省规定执行。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按照国家规定口径统计。
第三十条 本市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年度检查考核。主要检查考核内容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网络、制度及有关登记建立情况；目标责任制有关指标完成情况；本细则规定落实情况；有关费款征收管理使用情况；处罚奖励情况。
具体检查考核方案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上级有考核办法时，除按上级规定执行外，本细则有关考核规定一并执行。
第三十一条 非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参加本市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组织的查孕查环后6个月内出现计划外生育的，考核时计划外生育计入现居住地(但检查结果为计划外怀孕并已通报当地计划生育部门或流动人口的户籍所在地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本市户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双向考核管理，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市外流动期间计划外生育的，考核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仍作计划外生育计入。
第三十三条 本市户籍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本市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计划外生育的，现居住地、户籍所在地考核时各计1人；居住不足3个月，上溯至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的最后一个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发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后，不做教育劝阻工作、不及时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不向上一级计划生育部门报告，采取放任自流、劝其离开本区域等消极办法，最终造成计划外生育的，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连续居住不足3个月，但考核时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仍视作计划外生育计入。
第三十四条 经考核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工作不负责任，考核未达标的，予以通报批评并按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节育手术费，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担；无用工单位的，先由本人支付，凭其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由本人向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报销，特殊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实施补救措施时应节约医疗费用，对于按规定不能报销的医疗费应由本人支付。
第三十六条 流动人口应自觉遵守国家、本省计划生育管理规定；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合同的，应自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经教育、劝阻仍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用人单位和雇主可以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有关发包单位、出租(借)单位可以根据承包合同、租赁(借用)合同的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第三十七条 流动人口未按照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不交验《婚育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拒绝为成年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者为其出具假证明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和雇主拒不履行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招用没有《婚育查验证明》的成年流动人口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一)、(二)、(四)项规定，房屋出租(借)人拒不配合做好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依照省《办法》规定，由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市、县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计划生育管理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计划生育以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由湖州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