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转发国务院对民政部《关于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的批复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21:02:34 浏览: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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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转发国务院对民政部《关于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的批复的通知
民政部转发国务院对民政部《关于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的批复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为了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民政部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国务院对此作了批复。现将批复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附：民政部《关于做好收养登记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略)
1992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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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
银发[1999]36号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近年来，我国彩票市场在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实物兑奖奖品以次充好，代销商侵吞批零差价；二是采取大奖组集中销售、实物兑奖方式，因组织管理不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彩票销售信息披露不够真实、充分，导致群众对彩票筹集公益金“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产生误解；四是彩票销售过程中存在承包、转包、摊派等违规行为；五是境外彩票在境内非法销售；六是变相彩票和私彩禁而不止。上述问题不仅阻碍了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损害彩票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而且也影响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安定。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保护彩票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支持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现就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彩票发行机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调整彩票兑奖方式。1999年7月1日以后，500元以下的奖级兑奖要全部改为现金兑奖方式；500元以上的奖级兑奖由中奖者任选现金兑奖或实物兑奖方式。
二、彩票发行机构应按照“统一软件、统一标准、统一游戏规则、统一组织管理”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电脑彩票，提高电脑彩票市场份额。电脑彩票的发行额度要列入年度彩票发行额度之内。
三、在城镇、彩票发行机构要积极主动与商业银行联系，利用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兼营彩票零售，逐步以分散销售取代大奖组销售方式。
四、各彩票发行机构要从维护整个彩票市场信誉大局出发，本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承担促进整个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责任。严禁不同种类彩票在发行过程中进行排它性、抵毁性宣传及其他恶性竞争行为。
五、彩票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为了取信于民，提高彩票市场透明度，各彩票发行机构要尽快建立健全从彩票发行到公益金使用全过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在发行当期彩票之前，要将发行规则、中奖规定等内容向社会公布，同时要提高开奖、兑奖
过程的透明度，严禁弄虚作假及误导性宣传；要选择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对彩票发行与销售总额、销售收入分配、公益金划拨与使用等进行审计，并定期将审计结果在《金融时报》上公告，以加强对彩票发行、公益金使用的监督。
六、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应按要求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报送以下材料：
（一）各级彩票发行机构额度分配批文；
（二）由彩票发行机构确定的当期彩票发行方案、宣传口号及在新闻媒体上所做的宣传广告、销售网点情况；
（三）当期彩票发行工作结束后，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工作情况报告，具体包括发行额度、实际发行量、发行中出现的问题；
（四）彩票发行所筹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公益金资助项目情况；
（五）人民银行分支行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七、人民银行分支行要依法加强对当地彩票市场的监管。对于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在发行与销售彩票过程中出现下列违规行为之一的，人民银行可采取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通报批评、扣减彩票发行额度、暂停彩票发行资格等处罚措施：
（一）无额度或超额度发行彩票；
（二）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存在承包、转包、摊派行为；
（三）信息披露不真实，误导群众；
（四）组织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
（五）进行排它性、抵毁性宣传及其他恶性竞争的。
上述违规行为发生后，人民银行分支行应及时进行查处，其结果需公布于众的，应及时会同当地彩票发行机构的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并报告上级人民银行和上级彩票发行机构。
对有下列情形，人民银行分支行可参照取缔非法集资办法进行查处：
（一）以有奖销售为名，变相发行彩票的；
（二）私人擅自发行与销售彩票的；
（三）在境内发行境内彩票的；
（四）以传销方式发行彩票的。
请各级福利、体育彩票管理发行部门，人民银行分支行认真贯彻本通知，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1999年1月25日
2010年12月某天，湖南省邵东县廉桥镇白马铺村村民王秀英在其家附近发现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真实身份不明，下称无名妇女)，遂予以收留，后想将该妇女出卖。王秀英将该想法告知邻村村民周元英（另案处理），周元英随即找到被告人刘友祝，刘友祝告知周元英，大龙村村民肖永秀（另案处理）的儿子尚未结婚，并与肖永秀约好去白马铺村看人。肖永秀看了该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分别给刘友祝、周元英、王秀英3人2000元、1000元、1600元不等的好处费。因无名妇女不能做事情，肖永秀于2011年7月将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刘友祝退钱。
刘友祝想再次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以便偿还肖永秀的钱。2011年7月7日，刘友祝委托周元英为该无名女子做媒。次日，周元英得知东塘村村民周安飞的小儿子尚未结婚，便带着周安飞赶到刘友祝家，周安飞看了无名妇女后同意买下，并支付刘友祝10628元。刘友祝分得10028元，周元英分得600元。周安飞家人得知此事后，怀疑该无名妇女系被拐卖，遂要求周安飞将无名妇女送回。同月18日，周安飞等人将该无名妇女送回刘友祝家，并要求刘友祝退钱，遭刘友祝拒绝，周安飞的家人随即报案。公安人员前往刘友祝家中将其抓获。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无名妇女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刘友祝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观点】
在办理拐卖妇女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的行为和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如果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出卖妇女，尽管名义上称是“介绍婚姻”，但实际上是拐卖妇女。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互相了解对方基本情况的情形，即使婚姻介绍者收取的财物较多，也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中，对被告人刘友祝两次出卖精神发育迟滞妇女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友祝以介绍婚姻的名义买卖妇女，从而非法获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应依法惩处。
被告人刘友祝辩称：其具有借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而无出卖妇女的目的，且客观上没有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依法不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在一、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不宜认定被告人刘友祝构成拐卖妇女罪。本案中，王秀英收留一名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流浪妇女，刘友祝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后在该无名妇女被买家送回的情况下再次将该无名妇女出卖，其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款项也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认定为拐卖妇女罪。被告人刘友祝也在上诉中提出了类似的辩解理由。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明知该无名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以“介绍婚姻”为名，以牟利为目的先后两次将无名妇女出卖，从中获取非法利益，虽然其行为形式上表现为为他人介绍婚姻，但实质上已超出所谓介绍婚姻的主观想法，而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进而牟取非法利益，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法官评析】
以“介绍对象”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利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
1．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异，应结合拐卖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予以区分。
以“介绍婚姻”为名出卖妇女并牟取非法利益的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的介绍婚姻并收取财物的行为，尽管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在实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异。拐卖妇女犯罪是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本质上是否定被拐卖妇女的人格、将人“物化”的人口贩卖行为，侵犯了妇女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主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主观上以出卖被拐卖的妇女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相比之下，通常的介绍婚姻行为并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而仅仅是居间联系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婚姻介绍者显然要考虑男女双方是否同意该桩婚姻、婚姻是否合法等因素。因此，是否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是区分拐卖妇女犯罪与介绍婚姻行为最关键的因素。
第二，从客观方面上看，拐卖妇女犯罪客观上将妇女作为商品进行拐卖。为了在客观上顺利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一般需要对被拐卖妇女实施非法的人身控制，通常情况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都是通过欺骗或强制等方式事先控制被拐卖妇女的人身自由，然后将被拐卖妇女出卖给他人。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因是促成男女双方结成合法婚姻，故不存在对妇女的人身控制问题，更不存在出卖妇女的问题。
第三，从行为主体及合意上看，拐卖妇女犯罪涉及的是犯罪行为人与非法收买人之间就买卖被拐卖妇女事宜的非法合意，被拐卖妇女完全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地位，丧失了自主决定婚姻的意志自由和行为自由。相比之下，对于介绍婚姻的情形，婚姻介绍者通常需要接受男女一方或双方的委托，或取得男女双方的同意，最终是男女双方达成结成合法婚姻的合意，如果男女一方不同意就无法促成合法婚姻，因此婚姻介绍者仅仅起到居间联系的作用。
第四，从获取财物的性质上看，拐卖妇女犯罪的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是以被拐卖妇女的人身为“对价”，通常是向非法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方收取，在性质上属于非法牟取的利益，数额往往较大，明显超出合理的居间介绍费用。相比之下，婚姻介绍者所获得的财物是“婚介费”、“感谢费”，属于居间介绍婚姻的酬劳，该费用可由男女一方或双方承担，数额通常是合理的，在性质上属于合法收益。
最后，从对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影响上看，一般情况下，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被害人被拐卖的行为并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通常会造成被拐卖妇女与其原有家庭及社会关系的被动脱离，严重破坏了被拐卖妇女原有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相比之下，介绍婚姻行为是在男女双方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婚姻介绍成功，就会促成新的家庭关系的成立，并不会破坏原有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2．为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介绍对象”获取利益的行为，应认定为拐卖妇女罪。
前文探讨了拐卖妇女犯罪与普通介绍婚姻行为之间的区别，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对象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一般比较容易区分上述两类行为。但如果被拐卖的妇女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就容易引发争议。本案中，有意见认为，被告人刘友祝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主观上是为了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所获得的钱款也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因此并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这种意见是不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刘友祝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将该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妻子，从中收取好处费。换言之，刘友祝的行为并非单纯的应他人要求介绍婚姻行为，而是积极的出卖妇女行为。刘友祝连续两次寻找买主并将无名妇女出卖，第一次是将无名妇女介绍给他人做儿媳妇，刘友祝从中索取2000元，而王秀英收留无名妇女多日，仅从中得款1600元，可见刘友祝行为积极，并非只是应王秀英的要求出卖该无名妇女。同时，在该无名妇女因无法做事情被退回后，刘友祝为了退还此前收取买家的2000元钱，又单独将该无名妇女出卖给另一买家，从中索取10028元钱。因此，从上述经过可以看出，刘友祝并非受人之托介绍婚姻，而是积极通过出卖无名妇女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从该案实际情况来看，被告人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买家并不能让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一，本案被害妇女经鉴定患有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行为能力，无法对他人介绍婚姻的行为做出判断，缺乏自由表达意志的能力。刘友祝并非该妇女的监护人，其出卖该妇女获取利益的行为亦非使该妇女受益的行为。其二，刘友祝为该妇女寻找的对象均系生活无法自理者，他们自身并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更无法照顾该妇女的生活，由此可以推断，刘友祝出卖该妇女的行为并非是为了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其三，刘友祝的行为在客观上并未使该妇女的生活更有保障，由于该妇女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无法承担一个正常妻子可以承担的责任，因此买家的家庭并未对该妇女表示容忍，而是将其退回，因此，刘友祝单方面以介绍婚姻的形式将该妇女出卖的行为，非但未能更好地保障该妇女的生活，反而严重侵犯了该妇女的人身权利。如果刘友祝主观上是为了该妇女以后的生活更有保障，其应当通过公安机关寻找该流落外地的妇女的亲属，使其恢复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从而切实保障其正常的生活。
最后，被告人刘友祝具有出卖妇女非法牟利的目的并且通过出卖妇女的行为实际获利。刘友祝先后两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妇女出卖，索取大额非法利益，其所获得的钱款是出卖该妇女的非法所得，并非介绍婚姻的好处费。那种认为刘友祝所获得的款项只是作为介绍婚姻的好处费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
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
银发[1999]36号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近年来，我国彩票市场在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实物兑奖奖品以次充好，代销商侵吞批零差价；二是采取大奖组集中销售、实物兑奖方式，因组织管理不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彩票销售信息披露不够真实、充分，导致群众对彩票筹集公益金“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产生误解；四是彩票销售过程中存在承包、转包、摊派等违规行为；五是境外彩票在境内非法销售；六是变相彩票和私彩禁而不止。上述问题不仅阻碍了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损害彩票市场参与者的利益，而且也影响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安定。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保护彩票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支持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现就进一步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彩票发行机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调整彩票兑奖方式。1999年7月1日以后，500元以下的奖级兑奖要全部改为现金兑奖方式；500元以上的奖级兑奖由中奖者任选现金兑奖或实物兑奖方式。
二、彩票发行机构应按照“统一软件、统一标准、统一游戏规则、统一组织管理”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电脑彩票，提高电脑彩票市场份额。电脑彩票的发行额度要列入年度彩票发行额度之内。
三、在城镇、彩票发行机构要积极主动与商业银行联系，利用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兼营彩票零售，逐步以分散销售取代大奖组销售方式。
四、各彩票发行机构要从维护整个彩票市场信誉大局出发，本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承担促进整个彩票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责任。严禁不同种类彩票在发行过程中进行排它性、抵毁性宣传及其他恶性竞争行为。
五、彩票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为了取信于民，提高彩票市场透明度，各彩票发行机构要尽快建立健全从彩票发行到公益金使用全过程的信息披露制度。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在发行当期彩票之前，要将发行规则、中奖规定等内容向社会公布，同时要提高开奖、兑奖
过程的透明度，严禁弄虚作假及误导性宣传；要选择由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对彩票发行与销售总额、销售收入分配、公益金划拨与使用等进行审计，并定期将审计结果在《金融时报》上公告，以加强对彩票发行、公益金使用的监督。
六、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应按要求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报送以下材料：
（一）各级彩票发行机构额度分配批文；
（二）由彩票发行机构确定的当期彩票发行方案、宣传口号及在新闻媒体上所做的宣传广告、销售网点情况；
（三）当期彩票发行工作结束后，彩票发行机构的发行工作情况报告，具体包括发行额度、实际发行量、发行中出现的问题；
（四）彩票发行所筹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公益金资助项目情况；
（五）人民银行分支行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七、人民银行分支行要依法加强对当地彩票市场的监管。对于各级彩票发行机构在发行与销售彩票过程中出现下列违规行为之一的，人民银行可采取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通报批评、扣减彩票发行额度、暂停彩票发行资格等处罚措施：
（一）无额度或超额度发行彩票；
（二）在彩票销售过程中存在承包、转包、摊派行为；
（三）信息披露不真实，误导群众；
（四）组织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
（五）进行排它性、抵毁性宣传及其他恶性竞争的。
上述违规行为发生后，人民银行分支行应及时进行查处，其结果需公布于众的，应及时会同当地彩票发行机构的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并报告上级人民银行和上级彩票发行机构。
对有下列情形，人民银行分支行可参照取缔非法集资办法进行查处：
（一）以有奖销售为名，变相发行彩票的；
（二）私人擅自发行与销售彩票的；
（三）在境内发行境内彩票的；
（四）以传销方式发行彩票的。
请各级福利、体育彩票管理发行部门，人民银行分支行认真贯彻本通知，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1999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