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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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质综函[2005]21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山东、江苏、浙江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了做好2005年全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我司制定了2005年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2005年工作要点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按照全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部党组中心工作，进一步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建筑业改革与发展工作。
工作思路：
要始终贯穿一条主线，推进形成两种机制，紧紧抓住三项重点，重视提高四种能力，抓好五个薄弱环节。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建筑业健康持续发展为主线；推进形成建筑市场自行调节机制和各方主体自我管理机制；紧紧抓住城市公共安全、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安全三项重点；积极培育并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工程质量安全和施工安全监管能力、行业发展形势分析能力和工程技术发展引导能力；突出抓好改善建筑农民工作业环境、农民工生活环境、农民工就业环境、农房建造质量安全和农村抗震安居工程五个环节。
工作任务：
一、建立城乡建设综合防灾体系，保障公共安全
1、切实履行部安委会办公室职责。推动指导各地贯彻落实《建设部2005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起草制定《建设部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预防、处置工作程序》。
2、全面动员布置城乡建设综合防灾工作。组织召开“全国城乡建设综合防灾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城乡建设综合防灾指导意见》，建立城乡建设综合防灾技术标准体系。
3、提高建设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抓好落实建设系统工程质量安全、城市地铁、供气、供水、桥梁等重大事故、破坏性地震和反恐怖工作应急预案，研究建立应急管理指挥协调信息系统。
4、强化地铁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贯彻落实九部委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地铁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地铁安全联络员制度，制定下发《地铁运营安全督查技术要点》，进行地铁安全督查，组织地铁设计施工技术风险研究和评估工作，召开地铁设计施工技术风险研讨会，研究制定《地铁建设技术风险控制导则》。
5、加强城市和村镇的抗震防灾工作。出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开展《建设工程抗御地震灾害管理条例》调研工作；认真总结村镇抗震防灾工作，开展村镇抗震防灾政策、技术研究与试点工作，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指导城市地震重点监视区开展抗震设防普查，加强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检查。
二、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保障农民工生命安全
1、落实控制指标，切实遏制重大事故发生。指导各地制定本地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
2、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规体系。将原有的关于建筑安全生产监管、施工现场管理和工程质量管理等三个部令合并修订《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并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出台《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设备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修改完善《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体系》，继续推动在编、待编技术规范的编制和报批工作，指导各地制定相关配套文件和技术标准。
3、严格依法行政，加大执法力度。一是针对全国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工作，组织专项检查并召开总结会议。二是制定出台《建设工程安全监督工作导则》，全面规范安全生产监管行为，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责任，组织开展层级监督和专项整治活动，并指导各地强化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执法力度。三是与卫生主管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管理工作的通知》，切实保护农民工身体健康。
4、健全各项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一是继续强化已经建立的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制度、建筑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安全生产预警制度、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制度、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层级监督制度、重大事故约谈制度。二是结合已发布的《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在大中城市推行建立建筑施工重大危险源辩识和监控制度，做为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的重要手段。三是继续深入推进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并通过做好阶段性调研总结和经验推广工作，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
5、夯实基础工作，改善安全条件。一是以推行《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标准》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为主线，全面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二是制定《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规定》落实各方在保证和监督安全措施费用使用方面的责任，指导并督促企业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三是继续贯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督促企业按规定设置独立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安全生产专职人员。落实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制度，强化对一线操作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操作技能和安全防护、救护基本知识的培训教育。
三、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创新模式突出重点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规体系。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保证为社会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工程产品。出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及人员考核管理办法》，进一步提高质量监督人员素质和执法能力。出台《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进一步培育和规范工程质量检测市场和检测行业的发展。
2、开展全国工程质量大检查工作。开展以大型公共建筑、市政桥梁和住宅工程为重点的工程质量大检查，对各地贯彻落实《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城市桥梁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执行情况进行复查，并将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3、加强薄弱环节的质量监管，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建立村镇建设质量安全联络员制度，积极指导各地落实《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危改工程管理的意见》，统筹城乡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并配合部村镇办召开村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座谈会。出台《滑坡崩塌多发区城镇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导则》，防止或控制由于工程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切实防范高切坡垮塌事故发生。
4、加强关键环节监督，强化建筑节能。重点抓好住宅工程和公共建筑的节能，组织部分骨干施工图审查机构开展节能技术强制性标准培训，指导审图机构严把施工图设计审查关。召开各地建管部门和质量监督机构落实建筑节能标准座谈会，从建筑材料进现场检测和竣工验收备案环节加强节能监管工作，并大力推广节能新技术。
5、创新管理模式，实行差别化管理。指导各地整合监管资源，积极推行巡查制度和差别化管理，进一步推进《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不良记录管理办法》的落实，对企业业绩、信誉、工程质量保证能力不强的，要进行重点监督，并强化不良记录管理。
6、推进工程质量保险，控制工程技术风险。加强技术风险管理，与有关部门联合出台《推进工程质量保险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十个试点城市工作的指导，总结设计责任保险工作经验；加强对地下空间技术风险特别是地铁建设技术控制研究。高度重视工程全寿命周期内的质量安全，研究工程全寿命周期质量安全观测鉴定和控制机制，开展制定《工程安全性鉴定管理办法》的调研。
7、加强三类企业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建设。颁布实施《工程勘察企业质量管理标准》、《工程设计企业质量管理标准》和《工程施工企业质量管理标准》，强化勘察、设计、施工企业质量体系管理。
四、加快建筑业改革与技术进步，推动建筑业增长方式转变
1、继续推进建筑业的改革与发展。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分类指导中央和省属大型国有建筑业企业的改革。颁布《中国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2005年版）。
2、加强建筑业农民工工作。研究提出改善建筑业农民工就业环境，保障建筑业农民工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为农民工服务的工作体系的政策建议和意见。
3、培育发展工程咨询服务体系。起草制定《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工程咨询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积极培育发展设计、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等工程咨询服务机构。
4、开展技术进步示范引导。制定或修订《设计专有技术评定管理办法》、《工程建设标准设计管理规定》、《工法管理办法及编写导则》；推广应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2005版），指导各地申报第五批示范工程。
5、召开全国工程建设技术创新工作会议。起草《加快工程建设技术进步的指导意见》，研究制定建筑业企业技术进步指标体系，研究制定建筑业安全生产十项新技术，并开展推广节能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的前期研究。
6、召开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表彰和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勘察设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生产经营体制改革的经验，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勘察设计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五、加强党风廉政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质量安全工作
1、认真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动员、精心准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按照部党组统一部署，把各阶段的学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2、治本抓源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按照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及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加强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治本抓源头，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3、实行党风廉政和业务工作“两同时”措施和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加强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制度，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对交由地方开展的行政许可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加强对委托协会、学会开展的评优评奖工作的监管。
4、加强工作作风建设，依法行政、执政为民。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研究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对村镇建设质量安全监管和指导。加强对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机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指导，将开展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和创建文明工地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推广先进典型和示范工程经验，不断提高全行业安全意识和质量意识，提高城乡综合防灾和应急能力。
关键词: 劳动者 劳动抗辩权 劳动请求 劳动指示
内容提要: 劳动抗辩权是指劳动者享有的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在性质上属自力救济权。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不过在劳动立法中却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合同法》可以提供此种法律依据。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一些障碍，应有针对性地予以克服。劳动抗辩权是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具有效率高且成本低的优势，其行使效果表现为暂停提供劳动，但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则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一、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及其意义分析
劳动抗辩权是指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发布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时，劳动者拒绝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权利。劳动合同成立后，劳动者的主要义务是让渡劳动力使用权，就是将自己的劳动纳入到用人单位的组织管理体系中，并在劳动过程中遵从用人单位的劳动分配与安排。然而，若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工资支付义务，以及其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劳动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依据法律规定，可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予以拒绝。
对于劳动抗辩权的内涵，可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1)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雇主地位法律上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对受雇人之‘劳务请求权’以及‘指示命令权’”。[1]作为劳动力使用权的购入者，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对劳动者享有劳动请求权;在劳动关系建立后，[2]作为生产经营的管理者，用人单位可对劳动者行使劳动指示权。劳动抗辩权既是对劳动请求权的抗辩权，也是对劳动指示权的抗辩权，不过，该权利行使的外在表现都为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2)劳动抗辩权的权利主体为个体劳动者，而不包括工会。劳动抗辩权与工会罢工权的行使都表现为拒绝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然而，罢工行为“通过斗争法的手段只能解决规范方面的纠纷，即所谓利益争议，而不能解决权利争议”;[3]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目的是对已确定的法定或约定权利予以救济，因而，劳动抗辩权不包含罢工权，其主体不包括工会。(3)劳动抗辩权属自力救济权。就行使效果看，劳动抗辩权不同于获取劳动报酬权、获得安全卫生保护权、休息权、社会保险权等源权利，它是源权利的救济权。然而，劳动抗辩权作为救济权，又与提起劳动争议解决权不同，它的行使不依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介入。(4)行使劳动抗辩权并不中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止是劳动者在服兵役、因犯罪被暂时羁押、被借调等期间，双方当事人暂停行使和履行劳动合同中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在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情况下，劳动关系仍处于运行状态，只是劳动者暂停提供劳动，而用人单位如对于抗辩事由的产生有过错，其工资支付义务仍需履行。(5)用人单位的对应抗辩权受到严格限制。如按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延时抗辩权的规定，在劳动者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拒绝其工资支付请求。然而，劳动立法对用人单位实行义务本位，并且用人单位能够运用规章制度约束劳动者，纠正不利于己的行为，因此，除非劳动者故意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用人单位不能对其工资请求权提出抗辩。《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4号)就规定，在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用人单位仍需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
除体现公平原则外，劳动抗辩权还具有如下特殊意义:其一，用人单位享有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力是以人身为载体的，对劳动力的不当使用就可能危害到劳动者的生命健康，而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权利救济方式一般是事后的。当用人单位不能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时，劳动者服从劳动分配与安排就意味着置其生命健康于险境，可能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人身损害，在此情况下，拒绝劳动指示便成为劳动者保护自身生命健康权的最佳方式。在美国发生的维古尔·迪母尔和汤马斯·康沃尔诉惠而浦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惠而浦公司败诉的理由是: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中的雇主“一般义务”条款规定，雇主应为每一个雇员提供一个工作场所，使其免受死亡和重大人身伤害的威胁。健康署调查员不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一个工作场所以执行该条款，因此，每一个员工都有权对存在的危险作出诚实的判断。[4]其二，与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相比，以行使劳动抗辩权的方式实施权利救济，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这点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三，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置劳动法规定于不顾，就因为我国劳动立法存在着某些缺陷，特别是法律责任偏轻使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较低，用人单位可通过违法用工获取不当利益，而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是对用人单位违法用工的直接抵制。其四，现实中，我国地方政府仍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侧重于保护资本的利益，或多或少忽视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劳动抗辩权是自力救济权，其行使并不直接依赖政府的介入，因而能够部分地弥补在劳动者权利保护中所存在的地方政府缺位甚至错位的不足。其五，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规定了较为宽松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只要用人单位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而损害劳动者重要利益的，劳动者一般能够依该法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从而可以摆脱劳动合同的约束，但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解除劳动合同本身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劳动抗辩权制度使劳动者能够在暂停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的同时无需解除劳动合同，一旦抗辩事由消失劳动关系又恢复到正常的运行状态。
二、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如前所述，劳动抗辩权的抗辩对象包括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劳动请求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和财产性方面，属债权请求权。由于劳动给付义务是手段上的义务，而非结果上的义务，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力的具体使用而拥有劳动指示权。劳动指示权表现了劳动关系的隶属性和人身性方面，属对劳动行为的管理权。劳动指示权的存在使劳动者的意志自由受到限制，但是，劳动者不是处处言听计从的被奴役者，可独立地思考和判断。在劳动指示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服从。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事由，应是劳动指示本身违法或违约。这与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事由不同，它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劳动合同的对价义务，与劳动请求本身是否违法或违约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劳动指示权对劳动请求权有逻辑上的依存关系，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拒绝让渡其劳动力的使用权，那么，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权就不会存在;反之，劳动者可能在同意向用人单位履行劳动给付义务的同时，却拒绝其违法或违约的劳动指示。由于劳动请求权和劳动指示权都源于劳动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劳动抗辩权作为抵制这两项权利的权利，其行使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我国劳动立法没有针对劳动请求权抗辩的规定。不过，我国《合同法》在第66至68条规定了合同履行中的延时抗辩权，包括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及后履行抗辩权等。虽然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立法，但劳动者仍然可依据这些规定行使劳动抗辩权，理由如下:
劳动合同最初由民法进行调整，属于雇佣合同。后来，国家为实现实质平等而对这种合同关系进行了必要的干预，使劳动合同从民事合同体系中分离出来。不过，国家干预只是矫正当事人力量对比的不平衡状况，并非要完全改变劳动合同的私法性质，劳动合同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契约，与雇佣合同在原生状态下是相同的，因而，劳动合同只是民事合同的特殊形式。[5]劳动合同法与民事合同法的关系，应当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对于劳动合同法没有规定而民事合同法有规定的事项，在不违反劳动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事合同法的规定。[6]而从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结构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化的前提下，基于劳动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就是一种以劳动力使用为客体的双务合同关系，其中，用人单位负有工资支付义务，而劳动者负有劳动给付义务，这两种义务呈对价关系，即一方的义务相对于另一方便是权利。这种权利义务结构符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行使延时抗辩权的基本要求。另外，从法理上讲，劳动抗辩权的行使既符合民事合同法所要求的公平原则，也利于劳动者权利保护这一劳动法主旨。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劳动者通常负有先为劳动给付义务。如用人单位丧失工资支付能力或有丧失工资支付能力之虞，劳动者可按我国《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只与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能力有关，而与其主观是否有过错无直接关系，不过，如用人单位为逃避工资支付义务有转移财产和抽逃资金之类行为的，不管实际是否达到目的，都可被视为已丧失或可能丧失工资支付能力，劳动者就能够以此为由行使不安抗辩权。当然，由于劳动合同是继续性合同，工资是按期发放的，如《工资支付暂行条例》就规定工资可每月支付，也可按周、日或小时支付，那么，在一个支付周期结束后，在被拖欠工资的情况下，除非用人单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延期支付工资，劳动者可按《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如用人单位因经营困难而拖欠工资的，在用人单位不能提出有效解决措施的情况下，劳动者既可依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按《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所负有的其他义务，如劳动保护义务，无论源于劳动合同的约定还是法律的规定，与劳动给付义务之间都不呈对价关系，因而，当用人单位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这些义务时，劳动者不能适用《合同法》第66至68条的规定对其劳动请求权进行抗辩。
(二)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对劳动指示权抗辩的直接法律规定主要在劳动保护法中。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第14条就规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又未积极治理，严重影响职工安全健康时，职工有权拒绝操作。”我国《劳动法》第56条则明确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这里的“违章”是广义上的，包括违反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等。“强令冒险作业”通常是指用人单位采用各种逼迫手段要求劳动者从事危险性较大的作业。除此之外，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也都作了类似但内容更为具体的规定。
加班加点事关劳动者的健康，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工时立法对加班加点进行了严格控制，规定了加班加点的条件和程序。对于用人单位违反这些规定指示劳动者加班加点的，我国《劳动法》并没有规定劳动者是否可以拒绝服从，然而，原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规定:“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协商后，企业可以在劳动法限定的延长工作时数内决定延长工作时间，对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强迫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者有权拒绝。”
另外，劳动指示权作为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行为的管理权，易于被滥用。用人单位可能要求劳动者从事法律明令禁止的事项，如安排劳动者生产违禁产品;也可能对劳动者的工作安排明显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如向劳动者提供的并非是双方约定的工作岗位。对于前者，劳动者应当依据有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拒绝，而对于后者，属用人单位的劳动指示违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劳动者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
三、劳动抗辩权行使的主要障碍
在实践中，劳动抗辩权行使会遇到如下主要障碍:
(一)特定劳动关系的利益化。在理想状态的劳动力市场中，劳资双方根据各自所需进行竞争性的双向选择，任何特定劳动关系都具有可替代性，因此，特定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不会给劳动者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然而，在当前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工作岗位成为一类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既存的特定劳动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利益，是财产利益，也是精神利益，这使劳动者对特定劳动关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容易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正面冲突，从而在双方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心理隔阂。而“劳动契约除财产法上意义外尚有劳雇双方人格信赖关系。”[7]一旦双方的信赖关系不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很难维持下去，虽然劳动者可获得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但不足以弥补因失去特定劳动关系而受到的实际利益损失。
(二)劳动者服从心理的固化。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实行完全行政化的运行模式，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代表国家行使对劳动者的管理权，其作出的管理决定对劳动者有着极强的约束力。行政化劳动关系的长期存在，使我国劳动者畏惧并习惯于服从管理权威，对用人单位的指令有绝对遵守的心理定式，任何所谓“叛逆”的想法即使是正当合法的，也会遭到本人内心的强烈抵制。虽然，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的推进及劳动关系契约化的发展，劳动者自主意识不断成长，但是观念更新需要有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其常常滞后于实践的变化。
(三)劳动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劳动抗辩权作为自力救济权，其行使过程中没有其他组织和个人的介入，需要由劳动者本人获取有关准确的事实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判断。然而，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信息十分复杂，在违法或违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势必会设法隐匿不利于已的信息，而劳动者作为被管理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又明显不足。
(四)劳动指示权具有扩张性。如前所述，劳动合同具有不完全性，在许多情况下，劳动的具体内容无法由当事人事先约定，要由用人单位因时因地安排;并且，对于不同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需要用人单位进行优化组合以提高生产效率，法律允许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支配劳动力，因而，劳动指示权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劳动指示权的扩张性，一方面使用人单位能够运用管理手段阻碍劳动抗辩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使劳动指示违约或违法与否的界限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分辨，这样，劳动者对劳动指示权进行抗辩有时就会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四、劳动抗辩权行使的法律效力
劳动抗辩权是劳动者可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其行使并非是违法或违约，无需承担违约等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能据此解除劳动合同。[8]此即劳动抗辩权行使所产生的基本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在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如果没有劳动抗辩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请求或劳动指示的拒绝原本都会构成违法、违约或违纪，但因为有劳动抗辩权的存在，拒绝行为就得到法律的肯定而不承担法律责任，用人单位也不得对劳动者采取任何报复性措施。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不视为违约”，而《安全生产法》则规定:“对于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将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进行没有职业病防护措施的作业”作为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生保护权之一，并规定:“因劳动者依法行使正当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终止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的，其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协定
中国政府 南斯拉夫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６月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９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了有效地防止植物病虫害的传播，并为了促进和发展在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方面的科技合作，决定签订本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防止通过进口、出口和过境植物和植物材料传播植物检疫性病害、虫害和杂草，缔约双方商定：
（一）缔约双方互相尊重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规定；
（二）缔约双方输出、输入植物和植物产品时，应特别注意下列病虫害：
Ａｃａｎｔｈｏｓｃｅｌｉｄｅｓ ｏｂｔｅｃｔｕｓ 大豆象
Ａｎｔｈｏｎｏｍｕｓ ｇｒａｎｄｉｓ 墨西哥棉铃象虫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ｑｕａｄｒ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四纹豆象
Ｃａｌｌｏｓｏｂｒｕｃｈ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绿豆象
Ｃａｕｌｏｐｈｉｌｕｓ ｌａｔｉｎａｓｕｓ 宽吻谷象
Ｃｅｒ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ｐｉｔａｔａ 地中海实蝇
Ｄａｃｕｓ ｏｌｅａｅ 油橄榄实蝇
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ｒａ ｒｏｓｔｏｃｈｉｅｎｓｉｓ 马铃薯金线虫
Ｈｙｐｈａｎｔｒｉ ｃｕｎｅａ 美国白蛾
Ｌｅｐｔｉｎｏｔａｒｓａ ｄｅｃｅｍｌｉｎｅａｔａ 马铃薯甲虫
Ｍａｙｅｔｉｏｌａ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ｏｒ 黑森麦秆蝇
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 棉红铃虫
Ｐｈｙｌｌｏｘｅｒａ ｖａｓｔａｔｒｉｘ 葡萄根瘤蚜
Ｐｏｐｉｌ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日本甲虫
Ｔｒｏｇｏｄｅｒｍａ ｇｒａｎａｒｉｕｍ 谷斑皮蠹
Ｃｅｒａｔｏｓｔｏｍｅｌｌａ ｕｌｍｉ 榆枯萎病
Ｃｒｏｎａｒｔｉｕｍ ｒｉｂｉｃｏｌａ 五叶松锈病
Ｅｒｗｉｎｉａ ａｍｙｌｏｖｏｒａ 梨火疫病
Ｅｎｄｏｔｈｉａ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ａ 栗疫病
Ｆｕｓａｒｉｕｍ ｖａｓｉｎｆｅｃｔｕｍ 棉枯萎病
Ｐｅｒｏｎｏｓｐｏｒａ ｔａｂａｃｉｎａ 烟草霜霉病
Ｐｈｙｍａ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ｏｍｎｉｖｏｒｕｍ 棉根腐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Ｐｉｓｉ 豌豆细菌性疫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ａｖａｓｔａｎｏｉ 油橄榄肿瘤病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ｇｌｙｃｉｎｅｄ 杨枝溃疡病
Ｓｅｐｔｏｒｉａ ｍｕｓｉｉｖａ 杨树斑点病
Ｓｙｎｃｈｙｔｒｉｕｍ ｅｎｄｏｂｉｏｔｉｃｕｍ 马铃薯癌肿病
Ｔｉｌｌｅｔｉａ ｃｏｎｔｒａｖｅｒｓａ 小麦矮腥黑穗病
Ｕｒｏｍｙｃｅｓ ｂｅｔａｅ 甜菜锈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ｉｉ 玉米细菌性枯萎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ａｅ 水稻白叶枯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ｏｒｙｚｉｃｏｌａ 水稻条斑病
Ａｎｇｕｉｌｌｕｌｉｎａ ａｎｇｕｓｔａ 水稻茎线虫病
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ｐｈａｓｅｏｌｉ 四季豆细菌性疫病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贸易中，双方应在贸易合同中明确规定有关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检疫要求。
（四）缔约双方输出的所有植物和植物产品，必须附有输出国植物检疫机关和国家授权的机关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和杂草证书。
植物检疫证书将用出口国家文字和英文写成。
（五）缔约双方保留对从对方进口或过境的种子、苗木和其它植物以及植物材料进行检疫的权力。
（六）如在植物和植物材料中发现检疫性病虫害，则禁止这些植物和植物材料进口、过境或采取消毒和杀虫措施。
（七）当缔约一方从缔约另一方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时，出口国家不应使用草秸、树叶和其它植物废料作包装材料。如果使用这些材料时，它们必须是以前未曾使用过的，必要时应进行消毒。
用于运输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车辆，在装货前应把泥土及废物清除干净，必要时应进行消毒。
（八）外交使团所赠送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也应按本协定的规定处理。
第二条 缔约双方有义务：
（一）将有关植物检疫性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及其领土内采取的有关控制措施以书面通报对方；
（二）交换双方现行的植物检疫规定。
上述通报和规定用本国文字写成，并附有英文译本。
第三条 为了进一步发展科学和技术合作，双方有必要时将进行下列活动：
（一）交换防治病虫害措施和植物检疫情况，以及所取得成果等资料；
（二）交换有关植物保护专业刊物；
（三）组织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专家互访；
第四条 缔约双方，按各自的规定，决定进口、出口或过境的植物和植物材料的检疫的地点。
第五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需要，可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举行会议讨论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或修改本协定。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将由双方另行商定。缔约双方负担各自代表团的费用。
第六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三个月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五年。
本协定于一九八０年六月六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写成，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 和 国 政 府
代 表 代 表
陈 慕 华 布·伊科尼奇
（签字） （签字）
